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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牌照风波

ICP牌照风波

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下一步就是把Google的快乐、放权、自由、宽容、平等、追求卓越的文化导入中国。一个企业的文化,就相当于人的灵魂。Google中国希望员工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能用一份快乐的心情面对工作,使工作不再成为“房贷”“车贷”“糊口”等一个个名词背后的沉重负担,而是一份甜蜜的挑战。

但凡做过管理者的人都明白,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门精深的学问。除了真诚的表达、有意识地身先士卒之外,还要在细节上体恤下属。

我首先希望,在公司里有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在Google中国建立之初,我在开会的时候会经常提醒经理们,不要说“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比如“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是Google美国派来的”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在Google的食堂,我们也没有贵宾专用的房间或桌子,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贵客,在餐厅都是和大家一起排队,吃完后自己收拾碗筷。我还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经理一桌,新来的大学生一桌。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强调,Google中国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开会再也不是“一言堂”,到处都是平等地讨论和争论问题的景象,我也经常收到员工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除了平等,我还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能够在开放的气氛中自由表达。首先,我们引进了总部的TGIF大会,TGIF代表“Thank God it’s Friday”(今天星期五),这是Google每周五举办的例行大会,员工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相互交流最新的动态,可以向公司的总裁和高管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记得刚开始参加TGIF大会的时候,中国的员工都非常含蓄,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记得公司建立之初,因为每周都有新员工上班,我就建议让新员工们上台进行自我介绍,并做一些才艺展示。有一个员工站在话筒前说不出话来,他手足无措地说:“大家好,不过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长,要不然我打一个嗝吧!”然后他就僵在那里,小小地打了一个嗝,面部表情有些木木的。而台下的人早就笑得不行了,还有人在喊:“声音太小了,听不见!听不见!”

后来,TGIF大会一直在Google延续了下去,我们展示公司的新产品,探讨新的政策和战略,介绍新员工,征询大家的建议,它已经成为Google员工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起来,我也尽量鼓励大家打成一片。我曾经当着新员工的面表演过一次跳舞,那是在一次TGIF大会上,新员工在参观Google中国清华科技园的新设施。当我们走到健身房里的跳舞机旁边时,有一名员工开始怂恿我:“开复,跳一个,跳一个!”

我想了想,当场就挽起袖子走上了跳舞机,随着音乐的节拍,我精准地踩下了每一个箭头。而旁边的员工中,有人惊讶,有人大笑,还有人在鼓掌,气氛轻松极了。我知道,我的姿势一点也不标准,甚至手忙脚乱;而鼓掌的员工则一定是在惊叹,这么不标准的舞姿居然都能踩中每一个箭头。但我心里却在暗自庆幸,“你们可不知道,我唯一会的运动就是‘跳舞机’了,每周都靠这个锻炼呢!没想到今天用上了。”我要让他们知道,老板可不是一个“凶神恶煞”。

后来,经常有员工对我提出要和我PK“跳舞机”,我几乎没怎么失过手,看来会一样技艺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样放松的表现,无疑会让员工放松紧张的神经,进而在公司上下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

另外作为管理者,我也希望自己以身作则,让员工感觉到老板和他们是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

例如每次开会,我都会非常准时。但有时候员工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迟到并导致会议缩时,我并不想批评他们,而是希望用一种“可爱”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我对他们说:“谁迟到了,谁就必须在大家面前跳肚皮舞!大家同不同意?”员工们都哈哈大笑略带起哄地说:“好啊!好啊!”因此,我们设立了这种“迟到当众跳舞”的规则。有一次,郭去疾迟到了,就真的被迫跳了一段肚皮舞。员工们看了之后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了,而大家也由此看到这个规则并非儿戏,所以,一到开会时间就会提前几分钟下楼,“迟到”这个问题就轻易地解决了。

在这样优越的硬件条件和轻松的文化氛围下,Google全球文化中有点“小飞侠”、有点天真、有点随性的风格逐渐建立了起来。到了后来,身边的员工和我都建立起一种朋友般的关系,我们相互信任并轻松地相处。

正当我们热情地享受着Google的点点滴滴时,Google中国第一轮最严重的危机其实已经在路上了。度过这次危机的过程,就如同小说一样高潮迭起,令人心潮澎湃。但当时处在重重压力下的我则倍感煎熬!

2006年1月25日,Google推出google.cn,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法律的网站。当时,公司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推出这样的本土网站,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愿意把服务器放入该国,并且遵守该国法律。在总部,Google进入任何市场之前都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在我加入Google后,CEO艾瑞克·施密特咨询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建立中国本土网站是必须的,你可以咨询所有的华人工程师。”艾瑞克说:“在你加入前,我们就问过了。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将令人兴奋。中国人需要Google最精确完整的搜索引擎,并且要把全球的信息都整合为中国人所需要的。因此,搬服务器和守法是值得的。”

但是,google.cn发布的第一天就引起了国际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之声。原因是Google承诺,根据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过滤搜索结果,屏蔽非法信息。然而,许多国外媒体不理解过多的互联网管制,批判Google违背了自己过去的“客观、公正、完整、不人工干预”原则。

这些批判和抗议活动让Google总部的一些员工开始有了质疑之声。很多工程师都开始怀疑这么急迫地推出google.cn是否明智,我意识到我必须火速飞到总部去做面对面的沟通。我立即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日程表,安排了在总部和工程师的对话,因为我相信,只有面对面才能解除误会。而这次非正式的会议,竟然有近300人参加。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规模。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解释,终于让员工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次的风波还是影响了一小部分美国工程师对中国团队的看法。他们觉得公司“世界第一品牌”的称号得来不易,为什么中国团队就这么急迫地做出有伤品牌的决策?虽然Google最高领导已经批准进入中国,但是Google是一个高度自治但又非常强调平等合作的公司,每个工程师对自己的程序代码有着比较大的决策权,如果Google中国希望迅速做出一些合格产品的话,那么失去部分总部工程师的信任和支持将是很严重的事情。

麻烦不止如此,在美国媒体的批判之下,美国国会决定召开一个听证会,要求微软、思科、雅虎、Google针对多种敏感题目表态。如果说原来媒体的声音可以用一系列“官方回应”化解,那么国会的听证却必须坦白回答所有问题。这时,艾瑞克、拉里、谢尔盖和他们的领导班子就需要决定:到底Google的政策是什么?能否恪守公司的原则,化解美国国会和媒体的不解,同时还依然符合中国法律?

在这段时间,美国总部面对强大的压力,很多人开始对于中国有些动摇。当我在山景城和谢尔盖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别担心,就算我们撤掉google.cn,你招来的精英也一个不能少!而且就算真的到最后我们决定撤出,我们也会保留一个纯粹的研发中心!”听罢此言,我一方面对他的支持和承诺表示感谢,但另一方面我也真的惊讶他居然在考虑撤掉google.cn。

2月14日,在山景城那座著名的建筑里面,艾瑞克、拉里、谢尔盖和几位总部的高管针对这个问题,开起了破纪录的8小时会议。Google是否推出google.cn?是否要把更多的服务器搬去中国?是否在中国开始运营?如何在中国开始运营?如何透明地到美国国会解释我们的立场?经过8小时空前激烈的讨论后,已经是加州半夜11点多。随后公司的代表坐上“红眼”航班,飞往华盛顿去参加2月15日的听证。

同时,谢尔盖拨通我在北京办公室的电话,他说:“开复,我们讨论到半夜。这是第一次我与艾瑞克、拉里无法达成共识。但听证会就是今天,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们依然决定进入中国!”我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谢尔盖接着说:“明天,我们将去国会众议院和很多互联网公司一起做一个听证,我们不得不坦白回答所有问题,这样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得扛一下,不过,我想对你说的是,我们支持你做google.cn的决策。”

次日,我就给员工吃了这颗“定心丸”,我对他们说:“我们正在向有益的方向努力,但是,无论公司的命运如何,员工都不会被裁剪,因为人才是Google最宝贵的资产!”

刚刚解决了这次重大的挑战,更麻烦的事情居然紧随而至。2006年2月21日,中国某家媒体发出了一篇篇幅巨大的封面文章,题为《Google为何翻墙进入中国》,指控Google因为没有办合资公司营业证,所以在中国是非法经营。

这篇文章中指出:“进入google.cn页面,可以看到一个标注:京ICP证050124号。这相当于一个公司在中国经营互联网内容的营业证号。不过,这个证号不是Google的,而属于一家名为‘赶集’的网站。中国政府规定,任何外资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经营互联网内容服务,合资企业如果要申请这项业务,外资比例必须低于50%。因此,Google如果想把它的服务器从美国加州搬到中国北京,就必须在中国与一家中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同时,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向中国互联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因此,在中国互联网的政策框架下,google.cn显然是不合法的。”

这篇文章一出可以说引发了轩然大波,整个互联网界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一向以“不作恶”作为自己价值观的Google,竟然在做违法的事情?不要说别人,连我们自己都被这种“控诉”惊退了三步。

回顾一下国际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都是遵循这种“借牌”的路线。尽管2002年公布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规定外企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应该采取合资的模式。但在2002年以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依然遵循以前的惯例,比如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合作、eBay和易趣、亚马逊和卓越网,都是通过“借牌”方式使用国内网络公司的ICP牌照。按照中国市场当时的现状,我们咨询了所有律师事务所,他们都建议Google用“借牌的方式建立本土网站”,因为这样比申请合资更快更有效率,而且有足够的业界先例供我们借鉴。

但google.cn和其他网站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Google的业务内容,以及国际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关注度。于是,政府部门开始正式考量google.cn的ICP牌照问题。而我和我的团队也开始密切地与相关政府部门展开沟通和交流。在国内外媒体一片质疑声中,一种惴惴不安的气氛开始在公司里蔓延。当时,有媒体形容,google.cn的员工每天都担心负责政府关系部门的员工会带回“最坏”的消息。

多灾多难的Google中国,一星期前正担心总部撤掉中国网站,现在又担心政府判决我们违法经营!

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充满激情想开创一番事业的人,我非常希望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能顺利地开展,不希望它死在襁褓当中,不希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以说,那个时候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国际媒体对google.cn喋喋不休的争论,国内媒体对ICP的质疑,总部工程师们的疑惑,中国员工的担忧,这四重压力放在任何一个人肩上,都会感到不堪重负。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我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应有的理性。如果我乱了阵脚,让员工看到我的不安,那么整个公司的士气都将受到打击,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造成公司的瓦解。所以,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自控!

我一方面直接负责和政府的沟通,探讨做合资公司的计划,同时争取总部对合资事宜的认可,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其中的偏差,解除其中的误会;另一方面,我还要关注员工的情绪,稳定日常工作。在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我都让自己扛起所有的心事,精神抖擞地走出家门。

安抚员工的事情并不容易。作为一个领导,我有责任和他们透明地分享事实,坦诚地分析现状,因为告诉他们一切都没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符合Google文化的。每次走入会议室,我都尽量让自己的脸上带着微笑,让我的语气平静和充满信心。我向员工汇报每个星期与政府部门交流的进展,重申谢尔盖的保证:就算撤掉中国网站,Google中国绝对不会裁员,还会保留所有的办公场所。同时我也从不隐藏问题和可能的负面结果。每次会议结束前,我都向员工保证:“有新的信息,我随时会和大家分享!”

人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往往觉得时间很漫长;而经过了这种痛苦之后,就如同大病初愈一样,感到天色明朗。经过两个多月漫长的沟通和交流,经过苦苦的等待和期盼,ICP牌照风波终于有了合理的解决方法,google.cn的命运终于可以尘埃落定,那就是:Google马上启动合资公司的申请,而在申请合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继续运营。

在申请ICP牌照过程当中,Google员工复杂的心路历程自不必说,而我也经历了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理过程。在这种时候,往往最考验一个公司管理者的意志力、判断力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我的习惯是在睡前回想一下白天的工作,然后再想一想第二天的计划。当时我还会想到员工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忧,以及很多好心人对我的种种提醒。可每每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已经累得睡着了。

繁杂的启动工作和这两个危机事件,让Google正在损失宝贵的市场份额。在google.cn和ICP牌照风波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用户还在使用google.com的中文服务,而google.com的服务器在国外,因此断网问题就时有发生。而ICP的合资一天没有完成,google.com就一天不能直接跳转到google.cn。断网对于中国网民使用Google搜索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Google的粉丝们对我们的断网问题,中文搜索的质量和界面问题开始表示失望,质疑Google中国的不作为。

而在我们内部也开始了对于产品战略方向的争论,是应该专注于搜索质量的提高,还是满足我们这些天才工程师的愿望,做最酷最红的新产品?这些争论和摇摆都耗损着Google中国的精力。

对于纷繁复杂的这段时期,《环球企业家》曾用封面文章概括了Google中国的这段时光,认为这是Google中国经历的“最长的一年”。说的没错,这一年Google中国过得很不容易,但我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开局不顺的Google中国在经历了所有该经历的一切后,应该开始峰回路转的路程了。

很多人问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悲观吗?我的回答是“不”。尽管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但我们的团队从始至终都抱有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相信我,我也相信这批最热情向上和聪明能干的员工。

截至2006年年底,Google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120多人的工程师队伍。这是Google当时最大的海外研发团队。这里每个员工都有发言权,每个人的创新都得到尊重;而且,公司提供各种福利和便利,让员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里有扁平放权的管理架构,3~5个人可以做出在其他大公司20个人做的工作。

在经历了这场沉重的四重压力后,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工作和用户,我们立志要卧薪尝胆,不怕艰苦,重视每一个细节,不断完善我们的中文产品,早日赢回用户的心。

我相信,接下来的产品研发工作,可以让Google中国顺利起航。

2006年4月,为了让中国用户更好地理解和使用google.cn,我们给它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谷歌”,在北京饭店的金色大厅里,我和艾瑞克·施密特用一块块的拼图拼出了“谷歌”两个字。艾瑞克没有提前练习过这个拼图,一开始放错了位置。最后,在观众和员工的掌声鼓励下,他终于把拼图摆放到位。这是谷歌这个中文名字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这也是Google除英文名称以外,第一次取其他文字的名字。

谷歌在中国的起航,正是在巨大的期盼和妥协对抗中开始的,而它还能够复制它在硅谷的成长神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