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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出庭前的“魔鬼训练”

出庭前的“魔鬼训练”

取证阶段度过之后,两方律师都会对彼此掌握的证据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双方也会整理出一份诉状送达给对方的律师。这样的诉讼程序体现了美国法律的一种观念,“公平竞争”。这样,在真正的庭审阶段,双方就不会认定还有隐藏的证据没有发现,也不会让事实产生歪曲。

律师们都觉得我在取证阶段的表现沉着、冷静,没有在对方律师的狂轰滥炸之下乱了阵脚,他们都为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些表现为诉讼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接到了微软的“诉状”以后,律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发现,微软希望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一文上大做文章。他们指控这篇我离职前发给Google CEO艾瑞克·施密特的文章不当地使用了微软购买的数据。

我这时又回想起,鲍尔默在取证阶段不断重复着的几个奇怪的数字,比如英特尔在中国卖了多少芯片,惠普在中国卖了多少PC。我也想起我在日记里的疑惑,“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据长篇大论?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然后以此引诱我跳进他们设好的陷阱吗?”

《如何在中国成功》确实是我在微软任职期间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主要论述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及微软应该怎么去赢得中国市场。当时,微软在中国的政府关系以及公众印象都已经降至舆论冰点,为了让比尔·盖茨以及微软的其他高管更加理解中国,我在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中国国情,并且还提供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适者生存”的方法!

但是,我发给艾瑞克·施密特的那个版本是个公开版本,早在我离职前一年就已经发表。里面不但删除了所有有关微软的字样和内容,甚至连感谢人中的微软员工的名字都删除了。当时我提供给艾瑞克·施密特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Google了解在中国运营的困难。如果Google希望在中国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必须了解在中国放权和具备长远眼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希望知道Google是否愿意充分放权并是否有着长期的打算。

在跨国公司中,大家都很自律,言行举止都很谨慎,生怕泄露出本公司的机密。比如,即使Google副总裁在面试我的阶段,也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公司的技术,尤其在谈话中,不泄露哪怕半点口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泄露公司机密不但违法,而且也是有违道德的。若有泄露,永远不会有公司敢再雇你。”

因此,在传递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严格按照职场规则,发送给艾瑞克·施密特一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删节版,里面保留的内容是适合于任何跨国公司的通则。而且,我在高校演讲时曾将这篇文章复印过多次,将其作为演讲的教材分发给商学院的学生们。于情于理,我也想不出这篇文章究竟存有何种商业机密!

“没有秘密!是公开的版本!”我坚定地对Google的律师说。

“那你是否有证人来证明,你这个版本是公开版本呢?”他们问。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陷入了沉思!虽然我确实复印过很多份,也分发给很多听演讲的学生,但那些学生我并不认识,更不知道如何在茫茫的人海中将他们找到。

一时间,我陷入了沉默!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记忆里搜索,有哪些我能够联系上的朋友可以帮我证实这件事。谁帮我打印过这份资料?有谁在演讲现场帮我散发过资料?渐渐地,我的眼前浮现出那张满是笑容的面孔——玛丽·何熏登(Mary Hoisington)。一个快乐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慈祥的声音,还有她总在认真凝视的眼睛。她是我在微软期间的秘书,在给我当秘书之前,她是我微软研究院时代的老板里克·雷斯特的秘书。每一次我去大学演讲,不都是她细致地帮我打印数百份资料吗?

我相信,这位善良的老人一定会帮我,因为她总是乐于为别人着想。

想起她当初和雷斯特一起访问中国时,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傣家村吃饭。为了吃到当地的特色,我特意点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菜肴,例如蚂蚁、蝎子、蛇血等,她每样都吃得很香。我觉得这个老人很有意思。但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说,她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国人请客,那么客人一定要给面子,不但什么都要吃,而且还要吃得很香,所以在傣家村她才显得如此“享受”。其实,她很害怕吃那些菜,以致后来的一个星期都没有食欲。

玛丽·何熏登和我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她会经常提醒我注意哪些部门的员工士气不高,哪些事情应该特别关注,而且她也介绍了很多的微软高管给我认识。她因为上了年纪所以反应不是很快,但我一直很体谅她,常常忽略她犯的一些小错误。

还记得她要退休的时候,我走到她的桌边问她,“玛丽,你要退休了,要怎么帮你庆祝?”她温和地笑着说:“那就先请我吃上一顿大餐,然后再痛饮一瓶酒,最后再潇洒地抽一根大雪茄吧!”后来,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拨通了玛丽的电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开复,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她听我讲述完来龙去脉以后,很爽快地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帮助你。”她还说,“开复,看到报上那些批评你的文章,我很伤心,但是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我祝愿你早点渡过这一关。”

除了答应对打印资料作证,她还帮我找到了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讲课的教授,那位教授愿意证明我的文章确实早已公开。

我非常感动,她在微软公司已经服务了15年,而且因为加入微软的时间很早,拥有许多公司股票。其实,她完全可以用种种理由拒绝如此麻烦的事情,但她答应得却如此爽快。直到今天,我对玛丽仍心存感激。

有了证人的证实,我悬着的心轻轻放下了。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又差点儿把我推向深渊!可以说,这是我整整6个星期以来,唯一一次有了放弃的想法。

8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从西雅图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记不清这样的飞行有多少次了,只是这次飞行,心情最为沉重。因为微软律师刚送来他们的诉状,诉状附录了几百页支持诉状的证据。

在机场,我开始阅读整本诉状。我刚打开诉状时感觉还算轻松,因为我有了玛丽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的证词,我想当然地觉得里面的控诉是荒诞无稽的。

但是,当我看到作为附录PPT文件的其中一页时,我的心忽然一沉。我看到了那张写着英特尔和惠普数据的PPT,在它右下方不起眼的角落里写着“A咨询公司提供给微软”几个非常小的英文字!而这些就是微软指控我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中引用的“不当数据”。怪不得鲍尔默总是重复这些数字,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仔细一看,这些数据来自一个与微软合作的咨询公司。如果微软是从这家公司购买的商业数据,而这些数据又恰巧被我的文章使用,那就可以说这篇文章使用并公开了微软的内部数据,无论这些数据看起来是多么无足轻重,无论我是否早已把这篇文章公开!天啊!

如果法律如此认定,那我这场官司将毫无胜算!那一刻,我眼前一阵发黑,脑海里急速闪过无数种可能!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不禁扑面而来。难道这几个我无意中引用的数据就可以把我送上“断头台”吗?为什么我如此迟钝、一直没有发现?虽然这些数据对于Google其实没有用处,但显而易见,微软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难道,这几个数字真的会把我的理想、我去中国的愿望打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太糟糕了!

如果说,我的一生中还未曾体验过心碎的感觉,那么,那一刻我已经真实地体会到了!那一刻,我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只听到自己的心在碎裂。一种就此放弃的想法,涌上了心头。

如果真的犯了错,那就只能自己承担! 尽管这只是我不经意间犯的错误,但如果真的要面对失败,那我情愿自己承担也不想拖累任何人!

我站起身来,拿起机场的电话,第一个拨给先铃。

“完了!”这是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

“怎么回事?”她问。

“微软说我把微软买的数据给了Google!”

“那事实呢?”

“我给了Google一篇已公开的论文上有几组数据,微软说这些数据来自微软付费的咨询公司。”

“是什么数字?”

“没有什么重要的,就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成功的案例,包括惠普、英特尔一年赚了多少钱。”

“这些内容应该是早就公开的吧!”

“这些数据应该是早就公开的,不过,我现在好像都能看到微软律师脸上的笑容了。他说如果是微软购买的数据,那就不能够公开。我真没有想到,7年内的几十万封邮件都能证明我毫无问题,但我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这里!”我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放轻松点,会有办法的!”先铃在电话那头安慰我。

“我要放弃了!我要告诉Google,把板子都打在我身上吧,他们雇错人了!他们不应该被我牵连!”在此刻,泪水已经布满了我的脸颊。

“放松点,你没有做错,那个数据根本不是所谓的机密。Google一定不会放弃你,他们会尽全力保护并支持你的!”

“我一到家就立刻上网查询,如果在网络上也能找到这个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那才能证明数据是公开的。”

放下电话,我依然觉得一股寒意爬上脊背。难道,追随我心就这么艰难吗?难道,一次简单的工作选择,却让我惨遭厄运?我一时无法相信。

深深的绝望之后,希望往往就会不期而至!

回到加州的家中,我马上就给我的朋友黄勇拨通了电话,对他讲明了所有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他和A咨询公司的职员有一些联系。他听了我的倾诉之后,冷静地说:“开复,以我个人的理解,微软其实并没有和A咨询公司有过咨询合作。我会帮你好好查一查的!”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刻,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记录下了此刻的心情:

“如果我输了,就会熄灭微软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们寻找梦想的希望。这一刻,我想说服自己坚强起来,继续为正义和希望斗争下去!”

几个小时之后,黄勇的电话打来了。希望再一次燃起。

他高兴地对我说:“开复,你不用担心了,这根本不是A咨询公司与微软之间有购买协议的数据,微软也根本没有付费。”

“是吗?如果微软没有购买这样的数据,那微软又是怎么拥有并使用这份数据的呢?”

“A咨询公司的人告诉我,这家公司号称‘中国通’。他们为了吸引客户而制作了一份PPT,其中包含的数据都是从公开数据里面得到的。他们为了争取‘潜在客户’,每到一个公司都会展示这份看起来像是量身打造的招标报告,以证明自己了解中国市场。其实,这份报告不仅在很多公司里露过脸,还被该公司放在专门的网站上!”

“这么说,这些数据也是公开的了?那为什么PPT上会标注A咨询公司提供给微软?”

“他们每到一个公司作演讲都会打上这样的字眼,以便让对方认为这是A公司为该公司量身定做的PPT。”

“哦,是的。我慌得都乱了头绪,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他们整天散发这些负面消息抨击我,又该怎么办呀?”

“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开复,你不会因此受伤害的。我看到你为了这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受到伤害,心里很难过!开复,你要把拳击手套摘下来,勇猛还击。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应该再有一丝一毫退缩和示弱的想法!”

24个小时之内,我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般的转换,经历了从失望、绝望再到重新燃起希望的历程。当危机结束时,对胜利的渴望又一次把我的信心点燃。是的,“把拳击手套摘下来!”我决不能示弱。很多时候,我给外界的形象都是温和有礼,从不愿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更不愿意揭任何人的伤疤。但现在,我要捍卫自己选择工作的权利!

我同样在日记中看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再次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数据的来源,没有错,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停止担心,但我知道我真的必须提前想好各种情况的应对之策,而不是坐以待毙!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都是律师苏珊·哈里曼在对我进行模拟庭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她扮成微软的律师对我进行“审问”,苏珊一改往日温和、喜欢开玩笑的风格,俨然一个当仁不让、毫不心慈手软的女性。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醒来,然后从硅谷的家中出发,开车一个小时,8点在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会面。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却异常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位于唐人街的一座历史久远的建筑。整个建筑的屋顶很高,处处都有精致的雕刻。这家律师事务所号称旧金山第一,甚至有人说它是加州第一,律师们不用为了“生计”而毫无筛选地接手案子,而是喜欢接一些“高调”的案子,以此改变世界或者改变法律判决的先例。他们不需要接形象不好,或者“为作恶辩护”的生意。他们也会“免费”(pro bono)接手一些重大的案件,例如帮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相比之下,大部分律师都没有这样自由选择的“资本”。

就在承接我的案件的2005年,这家律师事务所被评选为全美“最佳精品律师事务所”。

在“集中训练营”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审讯”。我本来以为苏珊会按照她提供给我的问题顺序提问,但没有想到,她并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考官”,因为她根本不按顺序提问。我当时提出了抗议,但苏珊却凝视着我的眼睛,颇为严厉地说,“在真正的法庭上,没有所谓的提问顺序,律师不仅不按照顺序提问,而且随时都会给你设下陷阱。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犯错,难道你自己想掉到文字游戏的陷阱当中吗?”

在准备庭审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律师们可谓风雨兼程。律师们一次次地梳理所有的问题,并一直对诉讼保持乐观。他们总是对我说,“开复,这是一次非常符合程序、非常职业的离职!经历诉讼,肯定是人生的一次打击,但我们相信你,能安然渡过这次难关,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律师们的鼓励让我内心颇感安慰,同时也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放松。后来,很多人无数次问起我:“你后悔你当时的决定吗?”“如果知道会遭遇诉讼,你会考虑留在微软吗?”“如果知道微软抹黑你,你会放弃辞职吗?”

而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不”。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主持人也追问了几个这样的问题,我说:“人生在世时间非常短,如果你总是不敢做想做的事情,那么一生过去了,你留下来的只有悔恨,只有懊恼。我常常说追随我心,当然追随我心必须是要在负责、守信、守法的前提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冒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虽然经历风险的日子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如果我不这样做,那蹉跎十年、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后悔终生。”

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我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将要为什么样的公司工作。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奋斗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坚信“邪不压正”会带来巨大的勇气,坚守正义会充满无穷的力量。这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人生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