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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人生中最艰难的60天

人生中最艰难的60天

一个人如何面对挫折?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情商究竟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拯救他?一个人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情绪自控?

确实,诉讼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当头棒喝”!而随后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也是我最无法承受的一种委屈——被冤枉。

在那段时间里,随着事情的不断演变,各种不实报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微软对我指控的“罪名”也越来越多,它强大的新闻机器一经启动,就从来不会自动停歇!

后来在官司结束一年多以后,一名微软公关部门离职的人给我描述了当时的真相:在那段时间里,公司有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面挤满了策划撰写与我相关新闻的员工。她就是具体执行者,主要是逼迫这个团队找来各路写手和记者,向他们灌输微软是受害者,李开复是不诚信的。当时在这个团队里,有许多人曾经跟随过我到大学里演讲,和我并肩工作过,也曾看到我为微软出面道歉,安抚客户,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现在执行这种指令,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曾经有一个女孩觉得完成那样的工作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听到指令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当时,微软的声音主要有:我曾经负责过搜索业务部门,因此掌握微软的搜索机密,还常在搜索方面指导比尔·盖茨,甚至声称最近12个月就和他开过3~5次一对一的搜索技术探讨会议。另外,微软声称因为我曾经在微软中国工作过,并且蓄意将我的职责夸大为负责后来微软中国的全面业务、政府关系和研发集团,所以掌握了微软中国的机密。甚至提出由于我在微软中国进行过招聘,所以连在Google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另外,微软还在媒体上大肆渲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我休假之前问我是否打算回来,我说的是“Yes!”但我最终离职了。微软自称内部有规定,员工休长假的时候,一定要承诺自己会回来工作。可是为什么我在微软的七年中从未听说过这个规定?是为了栽赃我刚刚制定的吗?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

对于我有关搜索技术的指控,更是丝毫没有根据。

我离职以后,一位搜索部门的员工发出了这样的电子邮件,“李开复根本和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我们要把他卷进来,这样诉讼才有戏。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赃了。”而这封内部邮件后来被提交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对于微软说我“和盖茨讨论搜索引擎并且多次开会”的指控,事实上,自从我寄出一封邮件表示我对微软搜索完全失望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搜索的讨论。盖茨的会议记录里也证实2004年以后,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谈搜索。

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但是后来,当我的律师问起“李开复到底掌握什么招聘机密”时,微软的“专家”资深副总裁也只能说出:

“Hire People——some experienced,some less experienced(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雇用一些没有经验的人),Hire tens,hundreds,or thousands of people(雇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 Hire them from universities(可以雇用大学毕业生). Hire them from within Microsoft(在微软内部进行招聘). Hire them based on referrals(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招聘).”

招聘了几百个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机密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刚开始的几天,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看着负面新闻充斥着屏幕。当满心的委屈倾诉无门时,我变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憔悴。

我不敢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年事已高的她还为儿子操心。但就算家里人都瞒着她,也不可能瞒得住。台湾电视也在天天炒作这件抢眼的大新闻,母亲打开电视后,总是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和影子满天飞。

有一天,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对于官司,她一句都没有提,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儿子,妈妈相信你,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电话这一边,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

在面对质疑和困难时,唯有家人的支持能成为我迎接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

我终于意识到,失去勇气就意味着丧失了面对挑战的机会,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我悔恨终生。我今生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并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内心的声音开始告诉我,“不能这样,我要振作起来!”

某一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做出了决定,我不能浪费一秒钟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我要专注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为打赢官司而全力以赴。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把订阅的报纸停掉,不再上网看有关诉讼的任何新闻。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需要用胸怀接受,在这些新闻上浪费时间,除了给我增加痛苦以外,什么正面作用也没有。

我静下心来,开始和Google的律师团队努力合作。在真正的判决来临之前,我要将全身心都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并说服法官我没有错,这才是需要“用勇气改变的事情”。

在暂时的禁令颁布以后,Google作了一个重要决定,它放弃了以前的律师,重金聘请了全加州最有声望的律师来协助我打官司。这个律师团队是一支“梦之队”,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彰显出智慧与活力,都是天才。对我来说,这6个星期虽然如同人间的地狱一般难熬,但也是我人生中无比充实的6个星期。与这些律师朝夕相处,除了让我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外,我也被他们的职业精神及毅力所打动。

在这个时期,我的律师团队变成了7个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全心全力地准备着这场战役。他们中间有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他坚毅而平静。

有娇小的、坚持原则的华人女律师黄安娜(Nicole Wong),她是Google的副首席律师。后来关于Google回应微软诉讼的博客,全部是由她来撰写的。

有工作狂一样的韩裔律师迈克尔·权(Michael Kwun),他负责所有诉讼的细节。

还有“梦之队”的带头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仔一样的约翰·柯克尔(John Keker)。约翰被评为旧金山最好的律师,他过去处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里根总统时代的“伊朗门”事件。

另外,约翰的团队还有两员大将,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 Tangri),他是技术和法律的双重专家。所有的技术问题,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个称职的技术经理。

另一位是经常帮我练习在法庭上如何回答问题的苏珊·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刚柔相济的女律师。一方面,她可以温婉地和你交谈,悉心地倾听你的顾虑,让你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她也有刚强的一面,她的职责是模仿微软严厉的律师向我提问。当她扮成微软律师跟我过招时,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经常让我觉得她瞬间换了一个人。

最后一位,布莱德·凯勒(Brad 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师。他和其他的律师不同。如果说前6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么布莱德·凯勒就是一位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人都喜欢他,因此Google的律师认为由布莱德代表我更合适。

正是这样一个“梦之队”,在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风雨兼程。这7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人,和他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得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软提出,我曾经多次和比尔·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自从某个时间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的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删除的邮件恢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30万封邮件!”“啊,我们只要求几十封,不可能有那么多封邮件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件的数量达到了30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30万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的文件压缩在20张DVD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搜索的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们加大工作量,这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OCR软件(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30万封邮件太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量!”

我思索了一会儿,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版本的OCR软件,把图片格式的文档转换成文本形式,然后再用Google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

“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以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得有点太早了,OCR软件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比如有时会把2004年识别成7004年,把2006年识别成2005年,把2005年识别成2006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Balder(更秃)。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师们,如果想搜索2005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心识别成2006,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2005、2006和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证据。而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次经历,律师们都和我开玩笑说,“开复,我看如果Google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个能顶两个!”“啊,真的吗,我真能顶两个律师啊!”对方耸了耸肩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IT技术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新闻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 Heim)。由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她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那次跟随采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做出公正的报道吗?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Google的科学家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比尔·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的猜测文章里为我和Google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他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不需要任何微软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看重的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SGI公司工作,又从SGI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Google律师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快到Google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诉讼,争取最大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