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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开复,我们被起诉了!”

“开复,我们被起诉了!”

在等待Google的offer时,我准备把在微软积攒的6个星期长假休完。

在微软,每当工作满6年就会有一次休长假的机会,如果员工没有在第7年休假,假期会自动作废。2005年,正是我进入微软的第7年,此时我激情褪去,身心疲惫。我想,我正好可以有一个机会深呼吸。

5月30日左右,我到我的老板艾瑞克·鲁德(Eric Rudder)的办公室,提出了希望从6月9日开始休长假的要求,并得到了批准。

在6月初的员工会上,艾瑞克·鲁德宣布:“开复从9号开始要休6个星期的长假!他的工作会有人暂时接管。”在工作会议行将结束时,老板半开玩笑地把头转向了我,“开复,你不会像好多人那样,休了假人就不见了吧?你是会回来的,对吗?”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艾瑞克·鲁德的意思。确实,在美国公司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休了长假后就不再回原公司继续工作了。因此,休假很多时候被猜测为“离职”的前奏。

在此刻,我确实在考虑去留的抉择,但是绝无出走的“定论”,而且我想就算我有走出微软的意愿,我也会按照职场规则,在假期结束后,回来做好工作交接再走。于是,在当时众人瞩目的情况下,我本能的反应是轻轻地回答了一句:“Yes.”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幕也会成为将来法庭上争论的焦点。一场灾难,已经开始向我走近。

接下来,我开始完全身心放松地享受6个星期的长假,我回到台湾看望家人。那是官司之前的一段心无旁骛的放松时光。妈妈看到我回到台湾非常高兴,每天给我做我小时候爱吃的红油水饺。姐姐们也像小时候一样,从士林夜市给我带回路边小吃,一家人享受着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6月初的某一天,我正在陪家人逛街,口袋里的电话开始震动,Google的电话到了,还是艾伦·尤斯塔斯。在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温和中透露着激动,“开复,我们知道你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的,我帮你争取了一个我相信你无法说不的offer,我们会让你负责整个Google的中国业务,并给你最大的空间,放权让你负责一个可以长期发展而不是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公司。”

“开复,我们考虑了你的薪水问题,我想你会满意的,除了每年的固定薪水外,这四年都会有相应数量的股票。你如果任期做满,那么股票加现金,不算涨幅也将肯定超过你在微软的收入。来吧!”“你知道在讨论你加入的时候,我们的资深产品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Jonathan Rosenberg)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坚持我们必须像狼一样地尽快让他加入,他是一颗巨星!’”

没什么好说的,我决定加盟Google!

提前结束了长假,7月2日我只身飞往西雅图,准备辞职并完成最后的工作交接。准备离职的前一天正好是7月4日,晚上我和好友张亚勤在家小叙,我第一时间告诉了他自己对未来的打算。那一天是美国国庆日,送亚勤出门时,焰火表演刚刚开始,灿烂的烟花不断升上天空,我在窗前伫立了很久。“明天就要和老板辞职了,我的生命即将开启新的篇章,它是不是也会和焰火一样璀璨?”我默默地思索着。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接下来的两个半月我将经历生命中最具有挑战的时光。

7月5日早上9点,我走进了艾瑞克·鲁德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艾瑞克,很抱歉,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是否离开微软。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时间,但是我现在依然还是想回到中国工作,而Google正好在中国开设了机构,因此我决定换个工作,回到中国。今天,我是来向你正式辞职的,我会留下完成工作交接。”

听到这几句话之后,我的上司沉默了几秒钟,空气似乎已经凝固。我能感觉到他有点惊讶,但随即他对我说,“开复,你要离开,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的,但你至少要让盖茨和鲍尔默有一个机会挽留你。别急着谈离职的事,好吗?你一定要与比尔和鲍尔默见上一面,比尔和你的关系很不一般,比尔现在正在休假,如果他度假回来,我告诉他开复走了,他是不会接受的。”

“那好吧,”我对老板说,“那我从今天开始不看微软的邮件,也不再接触微软业务方面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相信你!”艾瑞克说。

2005年7月8日,我和鲍尔默见面了,他已经知道我想离开的意愿,而且去的是微软不喜欢的Google,当然首要想法就是让我留下。鲍尔默说,“开复,如果你的理想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在微软选一个设在中国的职位啊。”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我不认为微软在中国还有适合我的职位。”“那你想在总部做什么业务?你想做什么都行啊!”我面露难色:“斯蒂夫,我在微软工作的这7年真的感谢你,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现在,我认为在微软工作已经激情不多了。我想,失去了激情的工作很难表现出色。”

斯蒂夫·鲍尔默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的强势在此时显现了,“开复,如果你真的去Google,我们只有采取法律行动,希望你不要认为是在针对你。你在微软的贡献很大,我们不是要制裁你,而是要制裁Google!”

我感到震惊,“可是,我在Google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啊!斯蒂夫!”鲍尔默说,“还是别走了,在微软,你可以任意挑选工作,想想吧,这几天,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职位,好吗?”

此时,我沉默了下来,我忽然意识到,想离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离职,似乎已经碰触到了微软那个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因为近来越来越多的微软人去了Google,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认为,硅谷最牛最热的公司不再是微软,而是后起之秀Google,越来越多的天才已经对Google趋之若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是微软最无法忍受的。

我对鲍尔默说,“好吧,斯蒂夫,我很感谢你的挽留和对我的重视,那我再等几天吧!”

走出了鲍尔默的办公室,我闷闷不乐地走进了研究院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的办公室,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后来做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代的老板。我把当天的对话描述给了这个曾经和我友谊甚笃的朋友,他听了之后很着急地对我说,“你别走了吧,你要是走,鲍尔默可能真的会把你推上法庭!”

对于鲍尔默提到的敏感字眼——“诉讼”,我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经老师提醒,我吓出一身汗,不会是真的吧?离开雷斯特的办公室以后,我急匆匆地到了一位律师朋友那里。我认为职业的变迁应该是我自主的选择,是在不违背原则下“追随我心”的行动。难道这次离职真的有法律风险?

律师分析了所有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开复,你加入微软的时候签订了‘反竞争协议’,承诺一年之内不到别的公司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如你所述,你将要在Google中国开始的工作,与你在微软从事的工作不重叠,因此没有问题。另外,从历史上看,在Google的微软员工已经有400多人了,级别从低到高都有,可是微软从来没有诉讼过任何人。所以,开复,你不必担心!”

听了专业律师的见解,我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离开微软的决心已定,只不过,我希望能等到鲍尔默慢慢地想通。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我想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5年7月13日,鲍尔默再次打电话给我,“开复,我们想了想,可以给你新设一个‘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董事长’的职位,同时提高你的待遇,再给你一笔股票,别走了!”

我能感觉到这是很有诚意的挽留,不但满足了我回到中国的愿望,还提高了待遇,虽然我从来没有透露过Google给我的待遇,但是微软增加了这笔薪水后,已经赶上了Google给我的报酬。可是,选择一个工作,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微软这个新职位的致命缺点是,没有足够发挥的空间,也没有我学习成长的空间。

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谢谢你的挽留,但这个职位依然不是我心中想做的,对不起!”

鲍尔默仍旧在想尽办法说服我。

2005年7月15日,比尔·盖茨终于结束休假回来了。15日当天,我们就在办公室里见面了,比尔没有那么强势,但他也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开复,鲍尔默一定会提起诉讼的。你知道,以前几百个工程师离开,鲍尔默都没有告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资历没有那么深,而人们又都同情弱者。但你是副总裁,斯蒂夫认为我们只有告你才可能遏制Google的大肆挖脚!”

噢! 不! 我感觉到,我曾经服务多年的老东家正在软硬兼施地阻碍我跳槽。但原则告诉我,我不能妥协也不应该妥协。因为,我反复倾听了我内心的声音,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

和比尔谈完,我再次心情低落地飞到加州。落地以后,我开车直奔Google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大卫说,“微软的人已经几次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不要雇用你,并希望双方能够和解,让你继续待在微软。我们正在谈,估计诉讼的概率是不低的!”“你知道,你在中国,尤其学生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的人才都开始追随你到Google,结果将不堪设想,这才是微软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陷入了沉默,然后说,“我实在不希望看到和老东家对簿公堂的场景!”对方说,“开复,你放心。首先,你的案子有胜算把握,我们是站得住脚的。何况,微软在华盛顿州,Google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根本不承认‘竞业禁止协议’。”

其实,我和德拉蒙德并不知道,当我连辞职信都还没有交的时候,微软在开出条件挽留我的同时,一系列的诉讼准备工作已经暗中启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准备开始用最犀利的手段对Google宣战。我当时以为鲍尔默和盖茨所说的诉讼只是表达强势的一种方式,它始终不会发生。但实际上,一轮又一轮准备诉讼的会议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收集材料的工作已经在微软展开。

2005年7月17日是我正式辞职的前一天,我在这一天去办公室用电脑写完了我的辞职信。而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封辞职信从来没有从我的发件箱里发出,一直到今天,我还依然保存着这封信。

在辞职信里,除了表示我要离开以外,我还写道,“我意识到你们对我的离去并不高兴,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友好的离别。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已经陈述过,我将遵守加入微软时签订的保密协议。另外,我的新书也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出版。在新书里我已经以微软为例,阐述微软在公司管理、领导力和公司价值观方面的优质观点。对于我来说,过去7年是非常珍贵的记忆!”

写好邮件,我开始清理个人用品。我把画框从墙上摘下,收起桌上女儿的相片,从抽屉里整理出所有的私人用品,放在我提前准备好的纸箱里。这种清理就像是一种告别仪式,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半个小时之后,我抱着纸箱到了车库,把箱子放进了后备箱里。

谁也无法想象的是,从我进入车库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所有场景,居然都被一个摄像头拍摄了下来,并成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后来,我在华盛顿州的法庭上看到了这些画面。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慢慢地向车库挪动,那个一手抱着箱子,一手夹着画框的孤单身影让我的内心泛起阵阵酸楚,而泪水早已经在心里流淌。

2005年7月18日,是我准备递交辞职信的日子。但是,当天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送往总部的中国优秀学生——“微软学者”座谈。我们在会议室里轻松而顺畅地交谈着,我怀着善始善终的心情来完成在微软的“最后的任务”。正当座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电话再次开始震动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加州。

我走出会议室接通了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开复,我们被起诉了!”“Google公司刚刚接到了律师函,微软起诉我们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我呆了,“可是,我还没有辞职啊!我本来今天要去交我的辞职信的,可是我还没有交,他们怎么可能起诉?”

“事实是,他们已经先动手了,看来就是要让我们措手不及,不过开复,你不用着急,你按照计划去辞职吧,我们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那好吧!”我挂掉电话,头脑一片空白。

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服务了7年的公司,这个我曾经全力以赴维护的公司,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告别。这对于一直奉行诚信为本价值观的我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一直珍爱的名誉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的家人、我的小孩会造成怎样的重创?这对于我的职业前景意味着什么?一时之间我无法理出任何头绪,也没有人会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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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那天与中国“微软学者”合照

这也许是我生命里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了,但这种戏剧性却充满着悲剧色彩。即使我此刻回忆起来,仿佛仍能感到当时来自心头的那种彻骨的寒冷和失望。

“如果我现在不辞职了呢?是不是会让微软闹出一个大笑话?”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一秒之后,我就又回到了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怎么能拿自己的慎重决定开玩笑。

尽管当时心情之复杂难以形容,但我还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理性。我强行压抑着悲愤和委屈回到了座谈会的现场,继续和“微软学者”们交谈。交谈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个即将把我推向法庭的公司。

座谈完毕,学生们非常开心,他们要求合影留念。于是,就有了这张我当上被告那一天的照片,我被许多学生簇拥在中间,正努力地挤出微笑。他们并不知道,照片上的李老师,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翻天覆地的痛苦。

下午一点,热闹而欢快的座谈散场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辞职信和工作交接计划打印好,一步一步向老板的办公室走去,去按照原计划辞职。就在老板办公室门外,几个身着西装、表情严肃的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我一眼望去就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律师,按照微软的计划,他们早就在那里“恭候”我了。

走进了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了昔日的老板艾瑞克·鲁德,他也正在等待,等待着对我们都不容易的一幕发生。在这一刻,我似乎能感觉到,一纸诉状已让我们在无形中变成了两个阵营。

他看到我来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请坐,开复”。

我脸上的表情沉重又茫然,他也有点尴尬地寻找着开场白。很显然,我们心照不宣。

“开复,我想你最终还是会加入Google的,只不过,这只会让你加入的速度慢一些。诉讼的事情早晚都会过去的!”

“艾瑞克,我知道这一切与你无关,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会尽可能处理好的。今天除了辞职,我还想和你谈谈工作交接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做好工作交接,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很认真地表达心中的想法。

“噢,不用了,现在有了这件事情,开复,你还是好好准备官司的资料吧,别再管交接了。”

“那好吧,艾瑞克,我已经写好了一份交接的计划,如果你不要我参与,那你拿去参考吧!”

走出了艾瑞克·鲁德的办公室,几个守候多时的律师站起身来,将一个大信封递给了我,“李开复先生,你加入Google公司,被微软诉讼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现在请你签上名字,表示你收到了诉讼材料!”我面无表情地做完了一切。

拿到大信封,我看到右下角印着律师事务所的名称——“Preston Gates & Ellis”。第二个字Gates格外刺眼,原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正是比尔·盖茨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