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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看书累了吗?休息一会!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分享微信xueb789。排版:渺沧海一粟】

1991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间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做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

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

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

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

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

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

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

“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我相信,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发出邮件后,我开始马不停蹄地约见十多位华裔工程师,跟他们谈在中国开创研究院的计划。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开始,他们的创业激情似乎都被点燃了,兴致高昂地畅谈研究院的前景,可一谈到回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全都开始迟疑了。

“开复,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我太太和小孩已经习惯美国了,要让他们改变,我估计不太可能。”

“我赚的钱已经够多了,真的不够hungry(饥饿)去做这件事情!”

“搬家太麻烦了,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让我去,我觉得机会成本太大,再说,大陆还是太脏乱了啊。”

……

每次被拒绝、被打击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是对的,并给自己打气——只要找到5个一流的资深研究员,我们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一个资深研究员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外企研究院。中国学生那么聪明,我们一步一步来总能行的。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亚洲第一,两三年做不成,我就做10年。10年后,无论如何都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父亲的遗愿:把尖端科技引入中国,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点事情!

所以,在一片否定声中,我继续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陈宏刚以及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他们虽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员,但确实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才。

陈宏刚当时大约37岁,长得虎头虎脑,留着整整齐齐的刘海,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说起话来激情洋溢、手舞足蹈,还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陈宏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当时是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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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照(从左至右:陈宏刚、我、陈蕾、凌小宁)

而凌小宁的经历很传奇。他生于50年代,1967年跟着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回到北京,他发现自己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就把所有零花钱都花在科研上,自己做天平,做各种各样的火药。后来,凌小宁被分配到一个轧钢厂工作,每天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干得很开心,因为这能让他每个月挣到18元。他把所有的工资用来买晶体管,做半导体收音机,也从此迷上了计算机,考入了北大。经过一段求学之路,在40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微软的软件工程师。

看到凌小宁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逻辑缜密的儒雅学者,一个寡言少语的冷静工程师。尽管大器晚成,但当时他在微软已有十年的经验,受到众多华人的尊敬。

陈宏刚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他听说我已决定去开创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径直跑到我的办公室。“开复,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说,“我的强项是沟通和高校的关系。我认识很多教授和系主任,我卖过保险,我积极主动,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中国的高校,我也不怕出差和辛苦。”面对这一连串的“自我推销”,我笑了,也为他的义无反顾而感动。

跟凌小宁见面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认为他是担任我的开发团队“总指挥”的较为合适的人选。我问他,“会不会考虑回国?”他爽快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已经决定回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人决定留在美国,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多年以后,他从研究院退休,接受了湖南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计算机学院的教授。

就这样,我们仨加上新来的秘书陈蕾,开始一起勾勒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美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