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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离开苹果

离开苹果

斯平德勒走后,灾难中的苹果连物色一个新CEO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直接邀请董事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来接任这个职位。阿梅里奥开出了天价,几天后,他就成了苹果的新CEO。

阿梅里奥曾经拯救过国家半导体公司,1994年,他受邀加入苹果董事会。阿梅里奥一上任,就立刻摆出一副力挽狂澜的专家形象。加入公司的第一天,他就找到了我。阿梅里奥的助理希望为他塑造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听说我的部门当天要召开一个员工大会,有几百位员工参加,而这个团队又是公司最前沿的技术团队,于是,他要求我把最后15分钟的时间给他,我欣然答应。

阿梅里奥如约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说:“不必担心,这家公司的境况比我以前从鬼门关里救回的那些公司好多了。给我100天,我会告诉你们公司的出路在哪儿。”他的出现确实像是一个救星,而且当时员工还活在前任CEO的阴影当中,所以对他还是非常欢迎的。

但当我陪他走出这个会议室时,我问这位新的领导,对我的团队感觉如何?他竟然说:“苹果真是没有纪律,一点也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愤怒,我注意到了他的肢体语言,那是相当自负,而且有一种阶级观念。他要求大家称呼他为阿梅里奥博士,这相当不符合苹果,或者说不符合所有高科技公司的习惯。

这时,我对“我们的救星”就开始有一种担忧了。

后来,阿梅里奥的自大问题逐渐被放大。在头100天里,他只和自己带来的核心团队一起设计公司的“战略计划”,从来不听广大员工的心声。100天后,他果然推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但是,员工们对这个计划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声望也开始走下坡路。

半年后,公司业绩继续下滑,这位CEO召开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他不但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在台上指着所有员工说:“Damn it! Don’t put me in this spot again! (真他妈的,你们再也不可以让我这么为难!)”

而当公司节约开销,甚至面临裁员的时候,他却开始修建一个CEO套房,里面有私人的洗手间。这样的奢侈作风让很多员工不满。

他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也开始让人失望。在一个派对上,阿梅里奥对一位记者说:“苹果就像是一个有破洞的船,而且每一个水手都在划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水手往一个方向划。”那位记者问他:“那破洞怎么办呢?”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思维并不缜密却爱夸夸其谈的领导。

逐渐的,阿梅里奥失去了大多数员工的支持,不久,他就被董事会解雇了。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他以为他可以用智慧和经验改变公司的一切,他作了战略决定后就直接开始执行,却没有花时间寻求所有员工的支持。其实,他的战略方案不无道理,但他做事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是一位懂得倾听、懂得理解的好领导。”

在阿梅里奥的领导时代,有更多的新的工作机会开始出现。在以前,我会对这些机会视而不见。但是,在阿梅里奥的苹果时代,日子开始变得令人窒息,我隐隐地感觉到,我无法继续在他领导下的苹果工作了。

从1995年开始,我参加了许多硅谷高层合作的会议,我结识了SUN的CTO、后来成为Google CEO的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网景创始人和浏览器之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也认识了很多SGI的领导,例如SGI的CEO艾德·麦克莱肯(Ed McCracken),总裁汤姆·哲莫卢克(Tom Jermoluk)。

有一天,来自SGI的邀请悄然降临了。我接到SGI公司人事部的电话,对方说,“我们现在正在扩张和改组整个公司,公司有很多新的计划,我们的项目有互动电视、3D动画和网络服务器。你过来看看吧,我们目前想收购一些公司,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然后我们针对你的兴趣对公司进行改组。”

这样的盛情邀请,再一次让我心向往之。因为一般公司的“挖脚”都是有一个职位空缺,然后公司有针对性地请人来“填充”这个职位,很少有公司针对你的特点和兴趣,专门为你量身定做一个职位。

在SGI,很多工程师的技术水平甚至比苹果还要强,SGI的办公大楼是紫色的,非常酷。这里几乎是所有硅谷工程师梦想的归宿。

和SGI多次交流后,我表示我对互联网最有兴趣,希望能够负责公司的互联网业务。SGI做到了它的承诺,把所有互联网业务改组成为一个新的部门Web Products Division (互联网产品部门),由我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他们给了我很好的薪酬,但更关键的是,他们尊重我的意见,让我“设计自己的工作”。

1996年6月,我向阿梅里奥提出辞职。他对我说:“你是我们产品部门最好的两位领导之一。你不要走,你开条件吧。”但那时,我已经对公司彻底灰心了,我告诉他我去意已决,感谢他的挽留。7月,我离开了这个我曾经热爱的、为之奋斗了6年的公司。

很多年后,经常有记者朋友问起我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感受,我想,这6年时光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作为我工作过的第一家商业性的公司,苹果给了我足够的空间与很好的机遇,去学习和成长。

也是在苹果,我完成了从研究到产品的转型。我深深感受到了“用户第一”的重要性。苹果做的产品都力求完美、近乎苛刻,比如说,一个特殊的弹出(eject disk)功能,为了能让用户易用,每一台电脑可以多花5美元。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可以牢牢抓住用户的心。在苹果,我看到那些苹果铁杆粉丝是那么爱他们的产品,就算苹果没落的阶段,他们依然付出超额的代价去买性价比并不好的苹果产品。这对我以后从事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工作,有着深深的影响和启发。

另外,经过6年在苹果的浸润,我理解,苹果的平等、自由、民主的风气固然好,但是,公司还是需要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来维护公司的文化。乔布斯走了以后,公司失去了决策者,也失去了灵魂。各个部门各自为政,产品经常延期。这种情况,只有在乔布斯复出之后,才得到了改变。

1996年,乔布斯成功地重返苹果公司的领导岗位,他让苹果公司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人们惊呼:苹果的灵魂回来了!乔布斯大刀阔斧地改革,认真地研发新的产品,iMac、iPod、iTunes、iPhone……苹果又变回了那家让全世界尖叫的、超乎想象的公司。在他的领导下,苹果公司的股票上涨了12倍,这件事被一名传记作家称为“商业舞台上最伟大的第二幕”。

在担任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一年后,卡内基·梅隆大学于1990年5月15日发出聘书请我担任助理教授。聘书中称:“我们很高兴聘用你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这是一个终身教职轨道并可重聘的职位。该职位初期任期为3年,自1990年7月1日开始,工资为每学年46 000美元。如果你愿意暑假期间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工作,会额外增加2/9的学年工资。另外,如果你暑假连续工作3个月,在院方资金足够的情况下,将再加付1/9的工资。因此,我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已经转为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助理教授。

1990年7月9日,卡内基·梅隆大学接受了我从助理教授的职位上申请一年停薪留职的要求。在一封系主任海博曼签署的停薪留职证明信上,海博曼说,“我们已批准你从计算机助理教授职位上暂时停薪留职一年的请求,自1990年9月1日起。你激动地期待到苹果电脑去做人机界面的工作,从而把你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为现实的想法,我深表理解,也希望你能为个人电脑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1991年8月1日,卡内基·梅隆大学接受了我从该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上辞职。在一封接受辞职证明信上,计算机系系主任海博曼表示,“感谢你来信通知我们你不得不从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职位上辞职。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也理解你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保持与计算机学院博士课程学生和教职员之间的沟通,我们特聘请你为计算机兼职教授,为期3年,自1991年9月1日起。这项头衔表示我们认为,被授予了该头衔的人相当于计算机学院的教授。这个职位授权你(如果需要的话)监督博士生,并参与研究项目的权利。这个职务并无授课或指导学生的义务,但我们会非常感谢你对于学校活动的参与。这个职务的受限之处是,个人没有投票权,并且不从计算机学院获得工资。”

尽管我从1990年夏天开始就在苹果公司工作,但是在苹果的正式任职是从1991年8月开始的。从1991年8月到1996年6月,我在苹果公司正式工作了4年零10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