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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

破格留校

破格留校

1988年4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1983年入学只有4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

全家人都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兴,在博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所有在美国的亲人都飞到匹兹堡,帮我见证了如此美妙和难忘的一刻。

礼堂响起苏格兰风笛欢快的声音,乐队里的人都穿着Scottish kilt,一种苏格兰的格子裙。在毕业典礼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过校长手中神圣的毕业证书,我们快乐地把博士帽抛在空中。照完毕业合影以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抢着戴我的毕业帽跟我合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晚上回到家,继续狂欢,先铃做了十几道美味的中国菜,让全家人大饱口福。而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偷偷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豪,此前,我总感觉他看我时隐藏着一丝忧虑。

博士毕业前夕,语音识别的成就已经让我在计算机界小有名气。IBM、苹果、贝尔实验室等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承诺了不错的薪水,我面前充满了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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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爸爸在一起的博士毕业照

这个时候,聪明的瑞迪教授来到了我的面前,他说,“开复,我知道你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卡内基·梅隆。虽然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书,因为那样会在学术上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你留在学校发展,因为你在语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为学校再争取到国防部的学术经费。我们可以破格跳过博士后,直接给你教职让你带博士生。”

“不过,”他又补充,“我们的薪水要比那些公司少。”

看着恩师的热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而精打细算的瑞迪教授,干脆把我拉到了一间教室里,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写程序那样,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数字来。“开复,你看,如果你去微软、苹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万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内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万美元,但是,”恩师提高了嗓音,“你在这里教书,每星期你只要上4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给这些一流公司做技术顾问,薪水大约是每天1 000美元,你可以做50天,这样你就可以得到5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啦。”

“5.5+5=10.5>8”,瑞迪像演说家一样,把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怎么样,开复,你觉得还值得吗?”瑞迪教授早就为我想好了收入问题,他像邀请一个足球队员上场作战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来吧,小伙子,加入吧。”

看到老师这么热情,又这么顽皮,我忍不住笑了。

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下,4月,我决定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各大计算机公司的人还在不断向我“暗送秋波”,不过,我不再陷入选择的痛苦中,对于所有的邀请我都婉言拒绝了。无论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益,还是对恩师“知恩图报”,我都认为,留在这里继续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此,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在匹兹堡安顿下来。

1998年4月22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和教授A·N·海博曼(A. N. Habermann)给我发出了教职聘书,他说:“我们很高兴聘用你担任计算机学院的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一职。这项最初为期3年的任命,将在你的论文提交当月的第一天起算。这个职位的最初工资为每年51 000美元。作为一个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你将是一位研究型教职成员。在研究型教职和普通教职职位之间有两个主要区别:(1)研究型教职没有讲课的责任(虽然有些人选择这么做),以及(2)虽然研究型教职职位和普通教职职位一样,经过考核后可获得重新任命,但研究型教职并非终身教职。另一方面,研究型教职职位与教学性质的教职在管理博士生,和参与系里决策过程方面仍然有所对应。如果我们均同意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你任命为普通教职,你在这一职位上3/4的时间将可以计入终身教职。”

那一年,我26岁,成为了一名终身教职轨道上的研究科学家,继续自己的语音识别研究并且开始带博士生

接下来,我度过了两年相对轻松安逸的日子。在学校教书是相对轻松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事,让我轻松度过了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由于留校,我继续在语音识别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师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国防部申请下每年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会划拨一些给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的经费以及4万美元德州仪器提供的经费,这样一来,我每年可以得到20万美元左右的科研经费。那时候,我招收了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黄学东在我的小组里做博士后,又带着三个博士生,因此,这个五人小组继续在“语音识别”的课题上探索,每年国防部的测试中,我们都会胜出,保持着最精确语音识别系统的桂冠。

正如瑞迪教授预想的那样,我果然受到各种各样科技公司的邀请,成为一个计算机技术顾问。这是一个相当轻松的工作,有时帮加州语音公司修改程序,有时帮纽约电话公司做语音计划的审批,或是帮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国”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周末提前飞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两天,看看街景,周一才会去干“正事”,那时,我最常飞的两个城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每次我到了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厅吃饭,那里的最大特色是生鱼片和寿司无限制供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大喜过望”,以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门只能“横着走路”。过了几年,这家叫作“灯塔”的连锁店发展到整个美国,证明了我的确是“独具慧眼”。

那段时间,东京和台北的研究所也会请我去做演讲。当时去东京的研究所,研究员们全部像医生一样穿着白色的大褂,我走进会议室准备做演讲时,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热烈鼓掌。研究员们听演讲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但是他们通常很害羞。当我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安静,什么问题也不问。而研究所的所长经常在演讲之后请我吃饭,在吃饭之前,他毕恭毕敬地递过来一只白色的大信封,里面是我的顾问费——1 500美元。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做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80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岁,定居美国多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在读博士的那段日子,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的机会降临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28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

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叫沈为民,比我大7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在计算机上写?”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还比较落后。

1990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倍感珍惜。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食堂也让我感到震惊,食堂样子很破,进去以后发现一个菜只要几毛钱。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硕大的饭缸,打了菜和饭以后,在饭缸里一混,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学院的食堂解决,但是有专门的厨师给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样。我很惊讶地和厨师聊天:“他们为什么要边走边吃啊?”厨师则不以为然,“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难道你们美国不是这样吗?”

那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我给学生们讲课,周六周日,学生们就带我去游览名胜古迹。颐和园和故宫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长城让我见证了古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让我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肃然起敬。晚上,他们带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国菜。

有一次,学生们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北京的“东来顺”火锅,因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慕名来到了王府井的那家“东来顺”火锅店。没想到,一名服务员懒洋洋地告诉我,“我们快下班了,不卖火锅了,您要吃就只能给您做一盘炒鸡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点多就要下班的?我坚持说,“我还是要吃火锅,因为来火锅店就想吃火锅啊。”这样一来,服务员的态度强硬起来,“你要是现在不点菜。一会儿我们连炒鸡丁也不给你做了。”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赶忙乖乖地说,“啊,这样啊,那我还是吃炒鸡丁好了。”没想到刚刚吃了两口炒鸡丁,服务员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同志,结一下账,我要下班了。”“什么?我还没吃完呐?你怎么就要结账?”我的眼镜差一点掉下来。可是,服务员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结完账我就要回家了。”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一种奇观。我赶紧掏出钱包付了账。而当我吃完这盘炒鸡丁后,另一种不能想象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服务员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就那么堆在那里,无人顾及。这种特色服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也正是这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4个星期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祖国。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10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多年以后,我回到祖国,开始关注大学生,除了父亲的影响,还和我早年的这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莱恩·罗斯1987年代表美国队获得奥赛罗世界锦标赛冠军。当时的团队冠军成员还有阿诺德·克琳(Arnold Kling)、大卫·沙曼(David Shaman)。布莱恩·罗斯参加过13次世界奥赛罗比赛,多次和队友获得团体冠军。其中2001年和2004年,他成为了个人冠军。

“比尔”和布莱恩·罗斯约定三战两胜,但罗斯大败一局之后弃权。这是机器第一次在整场比赛中赢得胜利。在此前的1980年,计算机程序Moor也曾经在一盘比赛中打败过当时的人类冠军Inoue,但是当时人与机器赛了6盘,Moor以一胜五负落败。这与1980年Moor与Inoue对弈一胜五负完全不同。

1988年4月,卡内基·梅隆大学聘任我为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给上了研究型教职轨道者的头衔。在职业发展上,研究型教职与终身教职轨道并行,但没有任何授课责任。研究型轨道上的成员可以带博士生、作为研究经费的课题,并且和终身教职轨道成员担任同样角色。若转成终身教职轨道,“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工龄可计入终身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