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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

人生五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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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像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像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做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的学费。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遂顺,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瞿秋白下面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要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二百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五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四百名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六个月。

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上面,两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文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像整个苏维埃组织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作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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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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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保安部门负责人邓发(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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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夫人贺子珍(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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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贸易协会妇女部书记刘群仙(博古夫人)(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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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与战斗”(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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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色阵营起义来的东北军(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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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军护士”(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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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小上校”(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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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也要读书”(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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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的第一军团所属青年演员(1938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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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39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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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司令(左)与两位同志(1939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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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第一先锋军的部分将领(1939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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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网球的“赤匪”(1939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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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团的军官们(1939年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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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代表团访问苏维埃中国(1939年版插图)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开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得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词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词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革命化的教学。这听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


中阳在山西省,疑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即保安。——译注

见斯坦普尔博士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非公开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尔博士和国联其他调查华南和华中的专家的许多说明问题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

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每年仍有好几百万。

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伦敦劳伦斯书局上引书。

土地委员会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陕西瓦窑堡)。

土豪是红军称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来自放债和抵押品买卖的地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合作社发展规划》第四页,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

《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