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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七章

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边回来的时候,都要从中穿过。在花园的那堵灰色石墙近旁,长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就喜欢在这里的浓荫下休息。很少有人会留意到这个地方。从这里可以观望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往来的行人;到了晚上,还可以听着音乐,远远避开大疗养区那恼人的熙攘。

这天,保尔又躲到这儿来了。经历过令人疲乏的海水浴和日光浴,他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摇椅上,打起盹来。一条毛巾和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他就放在了一旁的摇椅上。在疗养院最初的日子,他始终没有摆脱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并且头疼不止。教授们对他复杂而罕见的病情进行着持续的研究。无数次的叩诊、听诊令保尔感到既腻烦又疲惫。责任医生有个奇怪的姓氏——耶路撒冷奇克,这位人人喜爱的女党员,总要花费很大气力去找自己的这个病人,然后耐着性子劝他跟自己去见这位或是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切叫我厌烦。”保尔说道,“同样的问题,一天得说上五遍。您的祖母有没有疯?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连他的人影儿都没见过!而且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是别的什么更糟的病。坦白说,为此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请给我休息一会儿的可能吧!要是这一个半月都要对我这么个研究法,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险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眯眯的,开着玩笑回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起他的胳膊,一路说着有趣的事情,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想必不会做检查了。离午饭还有一个钟头。保尔于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一阵脚步声。他没有睁眼,心想:“这个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然而希望落空了,只听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从传来的淡淡香水味可以断定,旁边坐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了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白得耀眼的连衣裙,一双晒得黝黑的腿和一对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子样的发式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一排像小老鼠般尖细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对不起,我大概打搅到您了吧?”

保尔没有吭声。这不大礼貌,可他仍旧希望身边的这个女人能离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看起《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请问,同志,您是中央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她是打哪儿冒出来?这算哪门子休息?马上准得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是非走不可了。”于是他冷冷地说了句:

“不是。”

“可我好像在那里见过您。”

保尔已经坐起了身子,这时,背后传来一个女人低沉而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盈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浴场穿的衣服),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说: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保尔决心要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

“做什么工作?”

“清洁大队!”她们听后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恐怕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哦,同志。”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段初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名肥胖的女歌手,猛烈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首《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戴红色圆筒高帽,半裸身子,两胯上系着好些五颜六色的扣环,却穿了件白得晃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要装野蛮人却装得很不像样。女的模样很好看,身上挂着许许多多布条。这一对一出场,那群在疗养人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站着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们,挺直了他们牛一样的后脑勺,起劲地吆喝。在吆喝声中,二人踏起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摇曳的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得出比这更令人作呕的画面了。头戴愚蠢的圆筒帽的肥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姿势。

“卖淫卖够了吧!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了扎尔基。

钢琴伴奏声戛然而止,小提琴最后尖叫了一声,便沉寂下来。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动。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冲着喊叫那人恶狠狠地嘘道:

“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不识好歹!”

“整个欧洲都在跳呢!”

“岂有此理!”

不过,就在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那群人里面,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用四根手指在嘴里一吹,打了个绿林好汉式的呼哨,其他的人纷纷响应。于是,那对男女如同被风刮走一般地从台上消失了。能说会道的报幕员像个机灵的听差,忙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在一片哄笑声中,一个穿疗养衣的年轻小伙用这段话把报幕员送下了台。

保尔在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两人到保尔房间里坐了许久。扎尔基目前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里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么,我有妻子了。很快还要添个女儿或儿子。”扎尔基说。

“哦?那你妻子是谁?”保尔吃惊地问。

扎尔基从侧兜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认出来了吗?”

相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哈特。

“那杜巴瓦在哪儿?”保尔更加吃惊地问。

“杜巴瓦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从共产主义大学离开了,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说给他恢复了党籍,可是白搭!他这人中毒已深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余那些人的情况我知道的就很少了,大家彼此都断了联系。咱们在全国各地工作,可还能碰到一起叙叙旧,可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这时,朵拉连同几个人一起走进了房间。一名高个儿的坦波夫男子关上了门。朵拉瞧了瞧扎尔基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作了介绍。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刚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近来党内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几乎全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介绍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情况。

“在这么紧要的时刻,咱们必须得在场。”巴尔塔绍夫在结束时说道,“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里的这次会议过后三天,疗养院的人就提前走光了。保尔也没再耽搁,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逗留太久,就被派去一个工业区担任该区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组织积极分子就已经聆听到了他的第一次发言。

深秋里的一天,保尔同两名工作人员乘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一个区,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碎了。几天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的外科学院。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在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又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就安排在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起身走了。

其他人也随他走了出去。

这是一间小小的明亮的单人病室。它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独有的气味。他环顾四周,一只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便是全部。卫生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几封信。腿疼得厉害,妨碍了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当第四封信写完的时候,病室的门被轻轻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小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自己床前。

在黄昏的暮色里,保尔看到了她描得细细的眉毛和宛若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持文件夹,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做一下详细问询,您呢,不管乐意不乐意,都得把您的全部情况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着。她的微笑减轻了“审问”时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但讲了自己的情况,连曾祖父母的情况都讲了。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外科器械反射出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摆着一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洗好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身后紧张进行着。保尔回头望去,只见一名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拆开了他腿上的绷带。

“别往那儿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到神经。”她轻声说。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啊,大夫?”保尔自嘲地笑道。

几分钟后,一副厚实的面罩蒙在了保尔脸上,教授说:

“别紧张,咱们这就施行氯仿麻醉。深呼吸,用鼻子,同时数数。”

隔着面罩,保尔用低沉的嗓音平静地回答:

“好的。我可能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先提前请求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头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做了个深呼吸,数起数来,他努力想把数字吐清楚。就这样,他的悲剧拉开了第一幕。

拆信的时候,阿尔焦姆几乎把信封撕成了两半,并且没来由地心慌意乱。他两眼一扫到头几行字,就忙不迭地一口气念了下去:

阿尔焦姆,你好!咱们之间极少通信。一年一次,偶尔也才两次吧!不过,次数的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斩断老根,你和家人从舍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我明白那些老根指什么——就是斯捷莎和她家人的那种落后的小私有者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想法。要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根本就无法办到。你说“上了年纪,学起来有困难”,可是你学得不错的。让你脱产去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回绝了,这可不正确。你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战斗过吗?那就去掌握政权。明天就承担起市苏维埃的工作,大干一场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最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成了医院里的常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耗损了不少体力,并且谁都不答复我,这要什么时候才到头。

我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个新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可这一切的结果,是右膝丧失了活动功能,身上留下了若干刀口缝线,此外,医生最近还有了一个发现:我的脊柱曾在七年前受过伤,现在他们告诉我,可能要为这个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做好了经受一切的准备,只要能重新归队。

对我来说,生活里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它。为此我才承受了一切,但是却没有起色,乌云反倒越来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才能下地走路,就回去工作了,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我刚刚拿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动身。不要灰心,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可得费点力气。我的生命力足足顶得上三个人的。咱们还要干活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子扛十普特。不然,以后党还要付出很大代价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这一切可不是为了上一家又一家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紧蹙浓眉读着弟弟来信的同时,保尔正在医院同巴扎诺娃道别。她向他伸出手,问:

“您明天去克里米亚?那么今天您要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

“罗德金娜同志这就来。今天白天和夜里我就在她家过,明天早上她会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在走之前要跟我父亲见一面,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同他详细地讲过了。我想让他给您做一下检查。今晚就能做。”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了她父亲宽敞的研究室里。

这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当着女儿的面为保尔做了精心检查。巴扎诺娃把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从医院带了过来。保尔无法不注意到,当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席话后,她那张脸顿时变得煞白。保尔望着教授那谢了顶的大脑袋,试图从他敏锐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但是巴扎诺夫却滴水不漏。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礼貌地同他道了别:他还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委托女儿将自己的诊断结论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布置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着她开口。可她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些什么;她感到无比沉重。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作,当前还没有医学手段能控制。他反对再进行任何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正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无力去防止它的发生。”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一切和盘托出,便只措词谨慎地向他透露了仅仅小部分实情。

“我相信,柯察金同志,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带来转机。等到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她自顾自地说着,忘记了有两只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更确切地说,从您没说尽的全部话里,我完全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请求您永远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用瞒着我,我既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但我非常想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开着玩笑,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能打探出事关自己将来的真实病情。二人分别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对您的友情。在您的生活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就写信给我。我一定会尽己所能的。”

她从窗户里望着那个穿着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走向了一辆载客的四轮轻便马车。

又是叶夫帕托里亚。这里有着南方的酷热,还有头顶绣金小圆帽、晒得黝黑、吵吵嚷嚷的人们。汽车在十分钟内就把乘客们送到了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栋石灰石材质的双层建筑。

值班医生将新来的人一一领至各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在十一号房门口停了下来,朝保尔问道。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就安排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请我们给他找个俄国室友。”医生解释过后,便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声蹩脚的俄语回答:

“请进。”

进了房间,保尔放下手提箱,便朝躺在床上的男人转过身来。这个德国人长着一头金发和一对漂亮而灵动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报以一个友善的微笑。

“古特莫根,盖诺森。我是想说,你厚。”他改口用俄语说道,并朝保尔伸出一只苍白而手指细长的手。

几分钟过后,保尔已经坐在了他的床上,两个人用那么一种“国际”语言欢畅地交谈着。在这种语言里,词语扮演着次要角色,听不懂的句子就靠猜测、手势、表情来帮忙——总之,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面的所有手段全都派上了用场。保尔已经得知,埃勃涅是名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的一条大腿中了弹。眼下旧伤口开裂,害他又倒在了床上。尽管很痛苦,可他仍旧精神饱满,这立刻博得了保尔的敬意。

保尔想不出比他更好的室友了。这样的人绝不会从早到晚叨念自己的病情,一个劲地长吁短叹。

与此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苦痛都忘个一干二净。

“只可惜,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他心想。

花园的一角,摆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辆轮椅。有五个病人,每天的治疗一结束,就要在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半倚在一辆轮椅上的是埃勃涅,另一辆上的是保尔,他被禁止了走动,其余三个人,一个是体型笨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克里米亚共和国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有着栗色瞳仁、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女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身材魁梧、两鬓花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便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房间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语言相通而亲近,让列杰涅夫和保尔走近的则是国际象棋。

在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到之前,保尔一直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历经一场旷日持久的冠军赛,才从瓦伊曼那儿夺过了这个称号。瓦伊曼被打败了,这打破了这个生性淡然的爱沙尼亚人内心的平静。他很久都不肯原谅击败了自己的保尔。不过没过多久,疗养院里就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特别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料到危险的临近,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涅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作为“冠军”,保尔须同每个新来的棋手对局。观战的人总是很多。走到第九步时,保尔已经看出,列杰涅夫那些循序推进的小卒子正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如此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保尔虽是全力以赴、百般努力,却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围观的人提早预见到了自己的败北。

保尔看了对手一眼。列杰涅夫慈爱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在紧张观战,毫不掩饰地盼着保尔的失利,不过什么都还没看出来。

“我总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道。这句话只有列杰涅夫一人听懂了,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天时间里,保尔同列杰涅夫·帕夫洛维奇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欢天喜地地说:

“哎呀呀,谢谢啦,列杰涅夫同志!您真是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是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栽在了一个老行家手里。哈哈!……”

“怎么样,输的滋味不好受吧?”他继而又去挖苦这个曾经打败了自己的人。

保尔失去了棋坛“冠军”这一荣誉头衔,不过却结识了列杰涅夫,他后来成了保尔敬爱而亲近的人。保尔的棋坛失利并非偶然。他对于象棋战术不过略通皮毛,一个普通棋手自然要败给棋艺精通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纪念年份:就在保尔出生那年,列杰涅夫入了党。他们二人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一直担任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尽管统共只有八年斗争经历,可这八年的燃烧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和支离破碎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全是由这儿传出去的。每天晚上,十一号房间里都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个黄色笑话,他总是热衷于此类事物,不过立马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以微妙而尖刻的嘲讽去堵他的嘴;当这也不奏效时,保尔就出面干涉了。

“瓦伊曼,你最好打听一下,说不定,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真搞不懂,你怎么会喜好这口……”保尔也用不平静的语气开口说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带着嘲弄的意味从大家脸上一扫而过。

“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头附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玛尔塔我尚能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也想扮作天真无邪的小男孩,跟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况且,我压根就不喜欢让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过后,讲黄色笑话被当作一个原则问题拿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式观点都翻译给埃勃涅听。

“缩黄色笑话——这不太浩,我站同保夫柳沙的看法。”埃勃涅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瓦伊曼只得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的方式敷衍带过,但从此以后再没讲过黄色笑话。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目测她有十九岁。直到有一天,他才在同玛尔塔的聊天中得知,她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如今已经三十一岁了,并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做出判决要将她枪毙,随后她和另外几名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了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大学也快毕业了。他们是怎么亲近起来的,保尔未曾留意,但是这个常常出现在埃勃涅房里的小个子的拉脱维亚人,已然成了“五人小组”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一个名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总是调皮地逗她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呀?这样子可不成啊!”

每天早上,在起床铃响的前一分钟,疗养院里就会有只公鸡放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一绝。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要找到这只不知怎么钻进疗养院的公鸡,却一无所获。这令埃勃涅快乐极了。

就在月底,保尔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差了。医生只许他卧病在床。这让埃勃涅痛心不已。他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不灰心丧气,总是乐观快活、充满着旺盛的精力,可却这样早便失去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生们都预测说保尔的未来会很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变得忧心忡忡。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那天,医生也没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起了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那苍白异常的脸色中猜出了几分。临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来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提到,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按他当前的健康状况,无法给他恢复工作。

随信还寄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拳击时,经受朱赫来的击打那样;那时他也曾倒下,但是立刻就能重新站起来。

母亲出人意外地写来一封信。老太太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就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经十五年没见过面了,母亲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顺路去看看她。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过后,疗养院的病友们全都到码头热情送别保尔。在临别时分,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同她道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一辆敞篷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飞快地驶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前去打听,看住在这里的是不是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里流露出忧郁而压抑的眼神,苍老的脸上还残存有往日的美貌;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的小儿子,以及那个胖得跟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跟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没有工作。她整日待在家中,照料孩子,帮着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他现在人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满怀戒备的目光将客人打量了一番。

保尔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全部自家大事,顺便也问了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性淳朴的女孩,留着栗色短发,一张脸盘开阔又敞亮。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心甘情愿地将家里的秘密一股脑儿全告诉给了他。保尔从她口中了解到,老头子专横粗暴地压制着全家人,任何的主动精神和哪怕丝毫的个人意志的体现都要被他扼杀。他目光短浅,见识平平,又吹毛求疵,令全家人终日里惶惶不安,这也惹得儿女们都极度讨厌他,妻子也对他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同他的专制行为作斗争。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这边。家中的争吵接连不断,令他们生活得很不愉快。

无休无止、深深浅浅的嫌隙填满了生活,日子就是这个样子一天天过下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断定,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自高自大,爱吹牛皮,讲究吃穿,还很能喝酒。中学一毕业,母亲的宠儿乔治就冲母亲要钱去京城。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她的戒指卖了,你自己的东西也卖卖。我需要钱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钱,我可不管。”

乔治深深知道,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他的,他正是无耻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对两姐妹总是爱理不理,摆出一副高傲姿态,认为她们低他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出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了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了个一塌糊涂,还滋润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拍电报吓唬母亲,要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直到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了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那对小小耳朵的根部。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只有力的、长了茧子的手。

达雅已经快十九岁了。她不算个美人,可是那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有如蒙古画卷里的细眉毛、好看的鼻型和鲜嫩而固执的嘴唇,赋予了她一种魅力;她那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胸脯紧紧贴靠在工装条纹衬衫底下。

姐妹俩分住在两间巴掌大小的房间里。达雅的房里,有一张窄小的铁床,一只摆有各种小饰物的五斗柜,柜子上挂着面不大的镜子,墙上还挂着三十来张相片和画片。窗台上有两盆花,种的是大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翠菊。细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绦带拢在一起。

“达雅不喜欢让男人进她的房间,您要知道,她可是为您破了例。”廖莉娅打趣妹妹道。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待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不时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看一眼坐在对面的客人。

“我要谴责时下的那套家庭规矩,”他说,“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真是彻头彻尾的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口,大咳起来。缓过劲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道:

“这一个,都没请示一声,就和她那个野汉子住到一块去了;又是谁的意见也不问,就散了伙。事到如今,您知道不,还得养活她跟一个不知是谁的孩子。真是岂有此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她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怎么,依您看,她应当跟那个吃软饭的家伙过下去不成?”保尔死死盯着老头子问道,熊熊怒火在他的目光中燃烧。

“本当先瞧清楚,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这时,阿莉比娜插进话来。她强忍住内心的怒火,断断续续地说道:

“听着,老头子,你干吗要当着外人的面谈起这些事儿呢?可以谈点别的什么,别谈这个了。”

老头子猛地调转过身子,冲她嚷道:

“要说什么,我知道!打什么时候开始教训起我来啦?”

夜里,保尔久久思索着丘察姆一家的事。自己偶然地被带到了这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这场家庭悲剧的参与者。他在思考,该怎么帮助母女三人从束缚中摆脱。眼下他个人的生活停滞不前,他自己还面临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采取果断行动。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这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是有心无力,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了,并且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何不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别再把这座狭仄低矮的房子搅得灰尘翻飞?可是,一想到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保尔就无法平静。他设计了好几个方案,可这些方案又似乎全都行不通。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家里只有达雅一个。其他人都上亲戚家串门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惫,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也不出去逛逛,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的那几个方案,决定检验一下可行性。

为了能赶在家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听我说,达雅,咱们彼此间就以‘你’相称吧,要那些客套做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我这次见你们正不逢时, 恰恰赶上我自己处境窘迫,不然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了。要是在一年以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这样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你们应当跟老头子断绝关系,这号人你是劝不动的。可现在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尚且不得而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毫无反抗之力。那么如今该怎么做呢?我会争取恢复工作。鬼知道那些大夫都写了我些什么,同志们竟非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会扭转过来的……我给我母亲去信商量一下,看看这件麻烦事要如何了结。无论如何,我不会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达尤莎,你们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必须翻它个底朝天。你有这样做的力量和愿望吗?”

达雅抬起一直低垂的脑袋,轻声回答:

“愿望我是有的,可力量——我不知道。”

保尔能理解她话语中的那份不坚定。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咱们就能把事情办妥。你再告诉我,这个家让你十分留恋吗?”

问题抛得出其不意,达雅没有立刻给出回答。

“我很可怜母亲,”她终于开口说道,“父亲折磨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让她耗尽心力,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乔治那样爱我……”

这天他们聊了很多。其他人就快回来了,这时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打发你嫁人呢?”

达雅惊慌地摆摆手,说:

“我才不嫁人呢。廖莉娅的遭遇我看够了。我说什么也不嫁人!”

保尔微微一笑。

“这么说,是一辈子发誓不嫁喽?可要是有个又强壮又能干的小伙子,一个棒小伙,对你穷追猛打,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嫁!所有人还在你窗户底下转来转去的时候,都是好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以示和解。

“算了。没有男人也可以过得不错。只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实在是太狠心了。多亏你没有疑心我是在求婚。要不然我可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掌友爱地抚摩了一下这位羞涩的姑娘的手。

“像你这样的人,要找的妻子是别的样子的。我们对你来说能有什么用呢?”她轻声说。

几天后,一趟火车载着保尔驶向了哈尔科夫。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莎都到车站送别了保尔。临别之际,阿莉比娜得到了他的亲口保证:绝不忘记那两个年轻的姑娘,一定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如同送别亲人一般送别了保尔,泪水在达雅的眼睛里打转。车开出很远,保尔还能从车窗里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身穿的条纹衬衫。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到了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他刚休息好,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等着见阿基姆。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立马给他安排工作。阿基姆否定地摇了摇头:

“这办不到,保尔!我们有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写什么都不重要,阿基姆!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工作吧!老往医院跑是没有结果的。”

阿基姆拒绝了。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来说也更好。”

可是保尔一再坚持,阿基姆顶不住,最后只好同意了。

保尔第二天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丧失的精力就会回来。但是自打第一天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不吃,因为要走下三层楼到隔壁食堂去吃早饭跟午饭,于他力不能及:动不动不是这只手麻了,就是那只脚麻了。有时他的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还伴随着发烧。到了该去上班的点,他会突然间浑身无力,下不了床。等到这阵感觉过去,他才绝望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于是他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他要掉队了。

阿基姆又先后两次帮他调动了工作。可无法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后,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了巴扎诺娃在临别时说过的话,于是写了封信给她。她当天就赶了过来,保尔从她那里得知的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他不一定非得住院。

“就是说,我的情况太好,连治疗都犯不上了。”他试着想要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并不成功。

刚刚恢复了部分体力,保尔便又出现在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铁了心,他坚决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他说: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我从权威人士那儿得知的消息。我只剩一条路可走——领了抚恤金,然后申请辞职。但这样不成。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靠着张残废证过完自己的一生,明知毫无用处还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当为我提供一份适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是住在机关里随便什么地方……只要别让我当专门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就成。给我的工作应当是能让我内心不感到与人隔绝的。”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

阿基姆明白,这个直到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青年,内心正激荡着怎样的感受。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也知道,对于保尔这个将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并且转移到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他决定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能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向他伸出手。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肉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着,”他用力抓过阿基姆的手,将它贴靠在自己胸前,阿基姆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一阵低沉而急速的搏动,“只要它还在跳动,就别想叫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让我退出队伍。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并非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呼声。他明白,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的期刊编辑部有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可以交给他做,不过必须要先考核一下,看他能否胜任文学战线上的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名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

“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念过三年小学。”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那没什么,就算没有这些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很常见。阿基姆同志向我们说了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份不必到这里来做的工作,在家里就行,并且尽可能地给您创造各种相宜的条件。不过,干这份工作毕竟还须有广泛的知识,尤其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席话向保尔预示了失败。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了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名女同志用红色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有很好的条件。只要加强自我修养,您将来是可以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的,不过目前您的写作还文理欠通。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也难怪,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然而很遗憾,我们不能用您。可是我再重复一遍:您有很好的条件。您的这篇文章要是加工一下,不用改动内容,它就会是篇佳作。可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的右眉在抽动。

“嗯,我同意您的意见。我是哪门子的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锅炉工,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不过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就是个不称职的战士了。”

告别后,他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的拐角处,他差点跌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难看极了!”

保尔过了好几秒钟才恢复知觉。他轻轻推开女人的手,拄着手杖离开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生活走起了下坡路。工作的事情是提也不用提了。他在床上度过的时日越来越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了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领到了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也给了他一笔钱,并且将他的个人档案连同一张可以去往任何地方的许可证一并交付给了他。玛尔塔这时来了封信,叫保尔去她那里做客和休养。保尔本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怀着朦胧的希望,想在全苏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即找到一份用不着走动的工作。可是到了莫斯科,大家也都劝他去治病,还答应给他安排一家好医院。他谢绝了。

十九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些天保尔都是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度过的。他成日一个人留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早上出门,直到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玛尔塔有很多藏书。到了晚上,她们总有好些女友和一些男性朋友来家中做客。

从那个港口城市寄来了几封信,是丘察姆一家叫他过去。生活那已拉紧的结绷得越来越紧了,那边的人在期盼他的帮助。

在一个清早,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里那处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避开那潮湿多雨的秋天,向着温暖的克里米亚南部海岸驰骋。他注视着窗外那些一纵而逝的电线杆。他双眉紧锁,黑眼睛里暗藏着顽强。

狐步舞起源于美国黑人舞蹈,为美国演员哈利·福克斯于1914年夏设计出,故又称“福克斯”舞。特点是动感轻盈,大方从容。

德语为Guten morgen,genossen!意为“早上好,同志”。

即“你好”,这个德国人说俄语不太好。

本意为“说黄色笑话——这不太好,我赞同保夫鲁沙的看法”。此处仍因埃勃涅的俄语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