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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六章

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当中的那个高个儿,戴一付夹鼻眼镜,胳膊上佩着写有“警备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会议是在这儿开吗?”丽达问。

高个子打着官腔回答:

“是啊!有什么事?”

“请让我进去。”

高个儿堵住了半边门。他打量了一下丽达,开口说道:

“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包里取出了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儿念道:“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下,他话音里的官腔顿时消失了,他立刻变得彬彬有礼,如“自家人”般亲切。

“请吧,请进,左边那儿有空位子。”

丽达穿过排排座椅,见有一个空座位,便坐了下来。看样子,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留心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声音在她听来似乎很耳熟。

“那么,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场还有两个小时时间。请允许我再次核对已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了阿基姆,这个正急急忙忙念着名单的人正是他。点到谁,那人就把手抬一下,手里举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她的耳朵里:

“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那只举起的手臂望去,可在很多排的人之中,根本没法看清那个装卸工熟悉的脸。一个个名字一闪而过,她又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紧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到了扎尔基。他就坐在斜对面不远处。他的侧影丽达已经记不清了。是的,那是扎尔基。有多少年已经没见过他了呵。

名单在继续往下念着。突然,其中的一个名字叫丽达浑身战栗:“柯察金。”

在前面很远的地方,一只手臂抬起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特别想见见那个跟她的亡友有着同样姓氏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人举手的地方,然而所有的脑袋看上去全都一模一样。丽达站起来,顺着墙边的过道朝前排走去。这时阿基姆念完了名单。会场内立刻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嘈杂声,代表们高声交谈起来,年轻人爆发出阵阵笑声。只听阿基姆竭力用能盖过厅内喧嚣之声的音量喊:

“请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大厅出口的附近给挤得水泄不通。

丽达明白,要想从这股人潮中找寻刚才点到名的那几个熟人,自己准一个都找不到。只能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她一边让过身旁的最后一组代表,一边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

“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兄。”

接着,一个如此熟悉、如此难忘的声音答道:

“走吧。”

丽达赶忙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他身穿草绿色军便服,腰上扎了根高加索窄皮带,下身是条蓝色马裤。

丽达睁大眼睛望着他,直到他的双臂热烈地抱住了自己,用颤抖的嗓音轻唤了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的确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话向他说明了一切。她还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从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了特维尔大街的喧嚣声,这是本市的主干道。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两人都觉得,他们的碰面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情。可是钟声在催促他们前往大剧院了。当二人沿宽阔的台阶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又将保尔打量了一遍。他现在已经比她高出半头了,依旧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愈发英武,愈发沉着了。

“你看,我竟然都没问你在哪里工作。”

“我现在是共青团区委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说的那样,是个‘机关老爷’。” 保尔说完,微微一笑。

“你见过他吗?”

“是的,见过,而且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并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往来穿行,行人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路上他们几乎未作交谈,怀着同一桩心事,穿过街道来到了大剧院。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执拗的人群冲向高大的石砌建筑物,试图突破那道由红军战士把守的神圣入口。然而,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于是,代表们自豪地亮着证件,穿警戒线而过。

剧院周围的人海之中全是共青团员。这帮家伙都没拿到列席证,可却想方设法地要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机灵的团员混在成群的代表中间,也拿着张红纸片冒充证件,有的时候能混到会场门前,个别人还能成功溜进门里去。不过他们马上就被负责引导来宾和代表入席的值班中央委员或警备长给抓住,撵出门来,这让门外的其他那些“无证人员”开心不已。

想要进去参加开幕式的人太多,剧院连其中的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门口。代表们也都乘着电车、汽车抵达了会场。门口挤满了人。红军战士们——他们也是共青团员——开始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贴到了墙上。门前,喊声响亮:“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就快胜利了!”

“加——油——哇!”

一个佩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眼神很尖,他跟着保尔和丽达,像条泥鳅似的闪进了大门。他避开警备长,飞奔进休息室,一转眼就消失在如潮水般不绝的代表中了。

“咱们坐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座位说道。

两人便在角落里坐了下来。

“有个问题,我想知道答案。”丽达说,“虽然它已经是陈年往事了,但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很久以前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课业和咱们的友谊呢?”

尽管从见面伊始他就在等这个问题了,可他此刻还是感到了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于是保尔明白: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事到如今,我只能为此去责备当时的保尔了。总的说来,柯察金在他的一生中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到的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个不错的开场白。可我在等答案。”

保尔轻声说道:

“在这件事上,犯错的不只是我,还有‘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有些书里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有着强大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忘我投身于咱们的事业,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我现在觉得这么做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就是说,你对‘牛虻’的评价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是没有变的!我所抛弃的只是那种毫无必要的以苦行考验个人意志的悲剧成分。对于牛虻身上的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无止境的毅力,我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承受着磨难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跟集体事业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在它本该说的时候没有说,三年后再说出来,就只能叫人空留遗憾了。”丽达的脸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笑,这么说道。

“丽达,你说遗憾,是不是因为在你看来,我永远成不了比同志更近的人?”

“不,保尔,你本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就可以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出这句笑话,又解释说:

“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女儿。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相处得很和睦,这个黄金三人组一时可拆不散。”

她拿手指碰了碰保尔的手。不过她当即就明白,自己的这个关切举动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里,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痛苦——他的双眼表露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摆弄姿态,诚挚地说:

“不管怎样,我所得到的,远比刚刚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该坐到离主席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乐队奏响了乐曲。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一个个闪光的字母在呼喊:“未来属于我们”。正厅里,包厢内,楼座上的几千个座位全都坐满了人。这几千人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能量永不衰竭的强大的变压器。宏伟的剧院承载了伟大的工人阶级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光芒从几千双眼睛里迸发出来,映射着厚重的帷幕上方的那一排字:“未来属于我们”。

人潮仍在不断涌入会场;再过几分钟,那块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被徐徐拉开,在这不可言说的庄严时刻,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也会失去往日的镇定,激动地宣布: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未这般清晰、这般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蓬勃,他感到一种不可言表的自豪感和无与伦比的喜悦感,这些是生活给予他的,是生活把他这名战士和建设者引领到这里,来到了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的庆典上。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们从清晨到深夜的全部时间,当保尔再次遇见丽达的时候,已经是在最后的某场会议上了。他看到她正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

“明天大会一闭幕我就回去了,”丽达说道,“不知道临别的时候,咱们还能不能说说话。所以我今天准备下了我以前写的两本日记,还有一封短信,要给你。你看完后就把它们寄回来。我没有告诉你的所有事情,看了这些东西你都会知道的。”

保尔握住她的手,凝视着她,仿佛要把她的容貌铭刻在心上。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正门口碰面。丽达把一包东西和一封密封好的信交给了他。周围都是人,因此他们的道别很是拘谨,只是从她那双微微有些黯淡的眼睛里,保尔看到了饱含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之后,他们在两趟列车上各奔东西。

乌克兰代表们分散在几节车厢里。保尔跟基辅小组在一起。到了晚上,所有人都睡下了,奥库涅夫也沉沉入梦,在隔壁的铺位上发出了鼾声。保尔凑近灯光,拆开了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会更好。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始前谈论的事情,不会在你的生活里留下沉重的阴影。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人,因此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并不形式化地看待生活,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有,在私人关系上,如果是出于强大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配得到它,起初我想要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可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感觉,这么做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保尔。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不只是斗争,还有美好的情感所带来的快乐。

对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一点都不担心。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在沉思中撕碎了信,然后两手伸出窗外,感受着风一点点地把纸片从他的手上带走。

天快亮的时候,保尔读完了两本日记,把它们用纸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在内的一部分乌克兰代表下了车。奥库涅夫要到基辅去接住在安娜家的塔莉亚。

当选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的潘克拉托夫,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保尔决定跟他们一起到基辅去,顺便拜访扎尔基和安娜。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等到出来去赶车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光了。

电车将他送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处。保尔沿楼梯走上二楼,敲了敲左边那扇门——安娜就住在这里。没有人应声。现在是一大清早,安娜不可能这么早就去上班。“她大概还睡着。”保尔心想。

这时隔壁的门微微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杜巴瓦从里面走出来,站在门口。他面色苍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灵敏的嗅觉还很快捕捉到了一股难闻的酒气。透过那扇半开的门,保尔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更确切地说,是看到了她一条肥硕的裸腿和两个肩膀。

杜巴瓦觉察到他的目光,脚一踹关上了门。

“怎么,你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吧?”他望着墙角里的某处,用沙哑的嗓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事?”

保尔皱起眉头,仔仔细细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事。她搬到哪里去了?”

杜巴瓦冷不丁地发起火来:

“这可不关我的事。”他打了个嗝,又按捺住满腔忿恨,补充道,“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嘛,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如今已经腾出来了,行动吧。再说了,她是不会拒绝你的。要知道,她跟我提过可不止一次,说她喜欢你,要么就是娘们的别的什么说法。抓住时机吧,这样你们的精神和肉体就都统一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滚烫。他克制住自己,轻声说:

“米加伊,你怎么堕落到了这步田地?我没想到会见识到你这副嘴脸。你曾经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要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倚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蜷起了身子。这时,房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睡意、两颊浮肿的女人从里面探出了头。

“小猫咪,快进来吧,你站在这里干吗呢?……”

杜巴瓦不等她说完,就猛地关上了门,又用身子把门抵住。

“真是个好的开头……”保尔说,“你把什么人放进家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杜巴瓦显然已经厌倦了这场谈话,他高叫着:

“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你们都要下指示!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打哪儿来,就赶紧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米加伊,把这个女人赶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唉,这个混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缓缓地走下了楼梯。

两年过去了。不偏不倚的时间计数着每一天、每个月,而生活,迅猛前进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总能以某种崭新的、不同于旧一日的内容填满这些日子(表面看来单调)。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第一次在世界上成为了自己那辽阔疆土和无穷自然宝藏的主人,他们凭借英勇而紧张地劳动,去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国家得到了巩固,积蓄起了力量。就在不久前,还有不少工厂废置着,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不冒烟的烟囱了。

对保尔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他不会安逸地过日子,不会不慌不忙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也不会在晚上十点钟准时入睡。他过得急急忙忙,不但自己忙,还敦促别人也忙起来。

他舍不得把时间花在睡觉做梦上。直到深夜还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窗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桌前埋头苦读。这是他们在进行学习。两年里他仔细研习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密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辛突然来到了保尔工作的专区。省委派了他来,并且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团区委书记的职务。保尔当时正出差在外。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辛派到了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月过后,保尔到拉兹瓦利辛的那个区去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辛酗酒,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帮溜须拍马的人,排挤优秀同志。保尔把这些问题在常委会上一一提了出来。当大家表示要对拉兹瓦利辛进行严厉的申斥处分时,保尔出人意料地说:

“应当开除团籍,并且永不得重新入团。”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处分过于严厉了,但是保尔坚持这么做: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我们已经给过这个中学生少爷重新做人的机会了,可他却不思悔改。”保尔讲述了发生在别列兹多夫的事情。

“我要对柯察金的指责提出坚决抗议。他这是公报私仇,谁都可以胡乱造我的谣。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瞎编,说他干过走私的勾当——那么,是不是要把他开除呢?不行,叫他拿出证据!”拉兹瓦利辛扯着嗓子喊道。

“别着急,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回答他说。

拉兹瓦利辛出去了。半个小时后,决议通过了保尔的提议:“将异己分子开除出团员队伍。”

夏天来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度假了。身体差一点的都纷纷去了海边。一到夏天,大家就都盼着休假,于是保尔便忙着给同志们准假,为他们张罗疗养证和补助的事情。他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心情却是愉悦的。他们的工作就落到了保尔肩上,于是他扛下所有活,如一匹顺良的马匹拉着大车往坡上爬。等到这批同志晒得黝黑、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地回来了,下一批又走了。整个夏天总有人不在,可生活不会原地踏步,办公室里少了他,一天都难以为继。

夏天在这样过去。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会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他尤为迫切地期盼着这个夏天。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哪怕只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让他倍感沉重。出路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住繁重工作里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再无可能坚守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在专区党委常委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一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坐到了保尔身边。

“柯察金,你的气色不大好。去医务委员会看过吗?你的身体怎么样?是还没去过吧?难怪我不记得。应当给你做一下检查了,朋友。星期四下午来吧。”

到了那天,保尔太忙,就没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没忘了他,换个时间又把他拉到了自己那儿。医生为保尔做了精心检查(巴尔捷利克本人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检查),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他必须即刻赴克里米亚进行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后果严重。

在这段话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长长的一串病名明细。从中保尔只弄懂了一件事:原来罪魁祸首不在于腿,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将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递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保尔立即停下工作,但是保尔自己却提出,要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保尔是怕团委的工作没人管。尽管巴尔捷利克提出异议,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人生中的第一场假期了。到叶夫帕托里亚疗养的证件已经躺在抽屉里了。

保尔这些天来一直在加紧工作。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放心离开,他不遗余力地要在临走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可就在他即将去休养,去看自己生平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一件荒唐而可憎的事情发生了,出乎他的意料。

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进来了几个人。保尔被书架挡着,看不到他们,但却听出了一个人的嗓音。那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这人个子高高,是个自带一副军人派头的美男子。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一见到漂亮姑娘就纠缠不休。

法伊洛当年打过游击,一有时机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砍下过马赫诺匪帮的土匪脑袋,并且在一天里砍了十个。保尔极不喜欢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诉说法伊洛答应了要跟她结婚,可是两人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甚至连招呼都不跟她打了。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使得法伊洛逃过了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可是保尔相信她的话。保尔留心听着进屋的人的谈话。他们料想不到他也在场。

“嘿,法伊洛,你近况如何?又搞了什么新名堂?”

问这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一个好老弟,跟他是一路货色。格里博夫浅陋无知,鼠目寸光,还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怎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老是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子,不管场合是不是合适,总要显摆一番。

“可以向我道喜了:我昨天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们就放心好了……”接着,法伊洛补了句猥亵的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跟保尔是同时调来这里的。共事期间两人成了好朋友。她是个人人喜欢的女党员,对每一位妇女、每一个向她求助或求教的人,她都古道热肠,关怀有加。科罗塔耶娃在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当中很受尊敬。她还没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不是在瞎说吧?她可不像那种人……”

“我瞎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只要有本事。对付不同娘们得用不同的办法。有的第二天就缴械投降了,不过坦白说,这样的都是便宜货。可有的得追上一个月。最重要的是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整套学问啊,不过我在这方面可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得意忘形,一时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那一小撮听众撺掇他讲下去,这班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细节。

保尔攥紧拳头,站起身来,他感到心脏在不安中剧烈跳动着。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指望上帝保佑,随随便便就搞到手,那是痴心妄想,可我又不想放过她,况且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打波尔图葡萄酒的赌呢。于是呢,我便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有事没事就去她屋里,去了一趟,再去一趟。看的净是她的白眼。并且外面对我有不少闲言碎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面进攻没有成功。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迂回。哈哈!……你明白么,我跟她说,我上过战场,杀过不少人,到处漂泊,苦头也尝了不少,却连个称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过得就像一条孤苦伶仃的狗,没人疼,没人问……我就照着这个路子,一个劲儿地信口胡编。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在她身上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我曾一度想,去他妈的鬼吧,别再演戏了。但是这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终总算是弄到手了。不枉我耐着性子苦等——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哎呀,太好笑了!”

法伊洛又接着讲起了他的下流事。

保尔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冲到法伊洛跟前的了。

“畜生!”保尔吼道。

“你偷听别人的谈话,畜生究竟是我还是你?”

看来保尔又说了些什么,惹得法伊洛一把揪住了他的前襟:

“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给了保尔一拳。他喝得醉醺醺的。

保尔抓起一张橡木凳子,一把将法伊洛放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揣枪,法伊洛这才捡了条命。

可是荒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原定前往克里米亚的那一天,保尔站在了党的法庭上。

所有党组织成员都汇集到了市剧院。发生在宣传鼓动部里的事件令与会者群情激昂,审判发展成了一场关于生活作风的唇枪舌战,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道德标准等问题盖过了要审理的案件,成为了法庭的焦点。这个案件则成了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举止放肆,他厚颜无耻地微笑着,说自己的案子人民法院会弄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了他的头,将会为此接受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的事去嚼舌头吗?那可对不起了。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都成,至于那帮娘们之所以对我凶得厉害,不过是因为我总对她们毫不留意。这件事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那会儿,我准按自己的方式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账。现在这里就算没有我,事情也可以处理。”说完便扬长而去。

当法庭主席让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便平静地讲了起来,不过大伙能感觉到,他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这里讨论的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克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拳头用得多,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事故,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法伊洛的头上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唯一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我谴责这种行为,尽管他挨打其实是罪有应得。法伊洛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里的一个丑恶现象。我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同这种现象妥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可能同时也是一个下流至极的畜生和恶棍。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起了生活作风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会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表决,将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了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并受到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就保尔的神经功能状况进行了说明。当党的检察员提议给保尔记警告处分时,遭到了大会的强烈反对。检察员便撤回了自己的提议。最终,保尔被宣告无罪。

几天后,一趟列车载着保尔飞驰向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并接受那边调配。他拿到一份不错的鉴定,随后便动身了。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正是阿基姆。保尔去见了他,并把所有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只见在“对党无限忠诚”一句后面还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易暴躁到失去自制力的地步。究其原因,在于神经系统受到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这份鉴定很好,可终究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不必放在心上,就连那些神经健全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到南方去吧,好养养精力。等你回来了,到时候咱们再谈你的工作去向。”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保尔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波光粼粼的喷水池,爬满了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们都穿着白色制服或是游泳衣。一名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他的姓名,带他来到拐角处的一幢小楼里。房间很宽敞,床单洁白得耀眼,到处都一尘不染,维持着难以打破的静谧。保尔美美地洗了个澡,换了衣服,顿觉神清气爽,径直冲向了海边。

极目远眺,这深蓝色的海水壮阔而宁静,如同一块光滑的大理石,浩浩荡荡,直到很远的地方,才消隐于一片淡蓝的薄雾之中;太阳那熔化的倒影映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保尔深深地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的海风,视线久久无法移开那片伟大而沉静的蔚蓝色。

慵懒的波浪亲昵地钻进脚底,亲吻着海岸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