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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五章

第五章

电车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向上爬行,马达紧张地嗡嗡作响。它在歌剧院近旁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车后,它又接着向上爬。

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快走吧,同志们。咱们准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直到了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

“还记得么,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过这里。那会儿杜巴瓦跟那些‘工人反对派’回归了咱们中间。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过证件,走进了会场。潘克拉托夫这才回答奥库涅夫道:

“是啊,跟米加伊的故事又要在这个故地重演了。”

有人冲他们发出了嘘声。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大会的晚间会议已经开始了。正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坐下,听听你老婆要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拿胳膊肘捅了捅奥库涅夫,悄声说道。

“……诚然,这场辩论花费了我们许多精力,但是,参与其中的青年们也因此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追随者们的溃败已成定局。他们无法抱怨说,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好能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不,事实截然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予的行动自由,干下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很是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了她说话。她往后一甩脑袋,说:

“我们在这里听了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发的言,并且他们所有人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他们派来出席大会的代表数量相当多嘛。各区特意给他们发了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次听听他们的意见。倘若他们发言不多,这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所遭受的彻底失败,让他们多少学乖了些。事到如今他们很难再跑到讲台上演说,把那些昨天才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这时,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会场右侧的角落里响起,打断了塔莉亚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说道:

“好啊,杜巴瓦,那就走上来说说吧,我们洗耳恭听。”

杜巴瓦用阴郁的眼神瞅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又想起昨天在自己的索洛缅卡区的惨败,区里的人都认识他。

会场上响起一片不满的埋怨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了:

“怎么,你们是想再次动摇我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不回,只狠狠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接着说: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是咱们的老共青团工作者了,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对他尤其了解。杜巴瓦明明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咱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了。大学里功课正紧张,是什么促使他们跑到这儿来的呢?城里没有一个区是他们没去演讲过的。不错,米海拉最近开始醒悟过来了。是谁把他们派到这里来的?除他们之外,咱们这里还有许多来自不同组织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每个人过去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为的是在党内斗争中煽风点火。他们的党组织可知道他们身处何地?当然不知道。大会等待着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做出承认自身错误的发言。”

塔莉亚尝试着想把他们推到认错的路上,此刻她仿佛不是站在台上发言,而是在进行着同志间的交谈:

“你们记得么,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和曾经的‘工人反对派’小组回到了咱们中间。他说过的话大家都还记得吧:‘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倒下去。’可三年没过完,杜巴瓦就已经把它弄倒了。是的,我声明——是弄倒了。因为他的话‘我们还是要说的’这句表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往远处走。”

这时后排有人喊:

“让屠弗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响起激亢的喊声:

“玩笑开够了!”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斗争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发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着铃。

塔莉亚的声音一度淹没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之中,不过,风暴很快平息下来,她的声音重又清晰可闻:

“我们经常收到同志们从边远地区寄来的信,表示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这令我们很受鼓舞。请允许我念一段来信吧。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这里很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

塔莉亚从一沓信纸中抽出一页,两眼扫了一遍,念道:

“日常工作停滞了,常委会的全班人马下到各区去已是第四天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整个组织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市里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便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军事委员部的党支部里发动攻势。这个支部由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组成。支部有成员四十二名,可是托洛茨基分子却全都聚到这儿来了。他们在这个支部会议上所发表的反党言论之恶劣,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有个军事委员部的人在发言中公然宣称:‘要是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反对派们还对这样的声明投之以掌声。这时候,柯察金起身说道:‘身为党的成员,你们怎么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这帮人又是敲椅子又是乱嚷,不让保尔说下去。多名支部成员对于这种流氓行径感到气愤,他们要求听完柯察金的话,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冲他起哄。保尔冲他们喊道:‘你们的民主可真不赖!不管怎样我都要说下去!’

“这时候,好几个人抓住了他,想把他从台上拽下去。他们干脆撒起野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接着往下讲。可那些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侧门,扔到了楼梯上。有个坏蛋把他的脸都打出血来了。整个支部的人几乎全都离会了。这件事让许多人擦亮了眼睛……”

读罢,塔莉亚走下了讲台。

谢加尔就任省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经两个月了。眼下他紧挨着托卡列夫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仔细聆听着市党代会代表们的发言。到目前为止,发言的还只有共青团里的年轻人。

“这些年他们成长得可真快啊!”谢加尔心想。他冲托卡列夫说道:

“反对派们已经气急败坏了,可重炮还没派上用场呢:这些年轻人就能把托洛茨基分子击溃。”

这时,屠弗塔跳到了主席台上,会场上的人对他的出现报以不满的喧嚣和短暂的哄笑。屠弗塔转向主席团,想就如此礼遇提出抗议,但是会场已经安静了下来。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侮辱我的政治观点的!”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过了他的声音。屠弗塔气呼呼地冲主席团指点着会场。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有好几次这么写过。”

会场上顷刻间安静了下来。

“列宁写过什么?”会场上有人问。屠弗塔这下精神了:

“筹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曾下达指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并和水兵一起派到最要紧的地段上去。想不想我把这段话念给你们听?所有原话我通通抄在卡片上了。”说着,屠弗塔把手伸进了公文包。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关于团结,列宁是怎么写的?”

“那么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人跟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屠弗塔的思路断了线,赶忙切换到别的话题:

“方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念了尤列涅娃的来信。我们可不能对辩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负责。”

茨韦塔耶夫快气疯了,他低声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说:

“真是,你让一个傻瓜向上帝祈祷,他连额头都能磕破!”

什科连科也轻声答道:

“是啊!过个榆木脑袋准会把咱们彻底搞垮。”

屠弗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还在继续往大家的耳朵里钻:

“要是你们组织起了多数派,那么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

会场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众人愤怒的呼喊声几乎要把屠弗塔震聋。

“你胡说什么?又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是在为所有孟什维克卖力——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屠弗塔扬起双臂,像是要跳进水里游泳似的,他兴奋异常,语速越来越急:

“对,就是要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要如何同如此有组织、严守纪律的多数派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呢?”

会场上越来越吵。潘克拉托夫起身喊道: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益处!屠弗塔是把别人不说的话倒出来了。”

会场安静下来。屠弗塔这才发觉自己说过了头。恐怕眼下真不能这么说。他脑子一转,赶忙就要收场,把一大堆话一股脑塞进了听众的耳朵里:

“当然了,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个已经开始了。我已经从省团委给排挤出来了。没有关系,谁是对的,咱们很快就能见分晓。”说完,他飞快地离开主席台,回到会场中去了。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递来的纸条:

“米佳伊,马上去发言。确实,这无法扭转局面,咱们的败局已定。不过屠弗塔的话必须纠正。他就是个信口开河的傻瓜。”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了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的人都警惕地沉默着。这种讲话开始前的安静本是会场上最为平常的现象,现在却叫杜巴瓦感受到了冷淡和疏离。他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劲头已经没有了。他的火焰一天天逐渐熄灭,眼下的他就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被呛人的浓烟团团遮住;这浓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所刺伤了的病态的自尊,还有坚决不肯承认错误的顽固态度。他决心一条路走到黑,尽管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很清晰: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完整的阐述,尽管我早就知道这是白费唇舌,因为——你们是大多数。”

当他说完的时候,会场内仿佛引爆了一枚手榴弹,暴风雨般的叫骂声直扑杜巴瓦而去。那愤怒的呼声有如皮鞭,一下又一下抽打着杜巴瓦的脸颊:

“可耻!”

“打倒分裂派!”

“够了!别再血口喷人了!”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讲台,这笑声使他大失所望。倘若大家怒气冲天,大呼小叫,这样倒是能让他满意。可是人们却在讥笑他,就像在讥笑一个唱歌走调到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有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放弃发言。”

由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

“我请求发言!”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的声音,就清楚了他的内心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什么人严重侮辱的时候,才这么说话。杜巴瓦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他那高大、微微驼背的身影快步朝主席台走去,心里感到沮丧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跟老朋友们聚会,在友好的交谈中,大伙都试图劝说他脱离反对派。同他一道去的有茨维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是在托卡列夫家里进行的。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辛。面对他们这种恢复团结的尝试,杜巴瓦充耳不闻,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大家谈得正热烈时,他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以此表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什科连科当时留下了,现在他却拒绝发言。“这个软骨头的知识分子!准是让他们给游说过去了。”杜巴瓦愤愤地想。在这场狂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他同扎尔基多年的友情发生了破裂,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随着二人的分歧愈发严重,他就不再跟扎尔基说话了。他有好几回在家中见过扎尔基,他是来找安娜的。安娜·勃尔哈特嫁给杜巴瓦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可杜巴瓦认为,他们夫妻间的关系紧张,并且还在日益恶化,也跟另一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扎尔基成了安娜的常客。这并非嫉妒心作祟,可是安娜跟这个自己已经断了交的扎尔基还保持着友谊,这令他大为恼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安娜,两个人大吵了一场,彼此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离家到这里来,连招呼都没有和安娜打。

他那奔腾的回忆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清晰有力地吐出这三个字,他走上主席台,站到了台子最前沿,“同志们!我们已经听了九天反对派的发言。我要直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和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拥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和托洛茨基进行了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党和她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吗?你们说说看,倘若有人唆使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和司令部,并且这一切全都发生在部队处于敌人包围的时候,那么,我们该管这些人叫什么呢?再比如,倘若我今天是个钳工,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我还可以算个‘好人’,可要是我明天成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个‘官僚’和‘机关老爷’啦?!同志们,在这些要打倒官僚主义、为民主而战的反对派当中,有着这么一些人,难道不奇怪吗?比如说屠弗塔,不久前他由于官僚主义作风遭到了免职,茨韦塔耶夫则是由于他的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出了大名,还有阿法纳西耶夫,因为在波多拉区搞个人指挥和压制民主,这个人三次被省委撤销职务。而事实正是,他们在反党斗争中,纠集了所有被党打倒的人。关于托洛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让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吧。现在,既然有人要拿这个人的名字跟党相抗衡,就必须让年轻人了解托洛斯基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历史,了解他是怎样经常性地从一个阵营跳到另一个阵营的。同反对派的斗争,团结起了我们众多的队伍,也让年轻人在思想上变得坚定。在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都得到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们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彻底垮台。我们的未来将会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守机床,而让杜巴瓦之类的人把反党活动当成某种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取而代之。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老布尔什维克是要有接班人的,但是接替他们的,绝不能是那些一遇到困难就向党的路线发起猖狂进攻的人。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同小资产阶级思潮所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向他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十来号人聚到了屠弗塔那里。杜巴瓦说:

“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去了。我们在这儿已经无事可做了。你们尽力不要散伙。咱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将会批判咱们,不过,我认为,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考验咱们一次。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再继续搞公开斗争,就意味着会被开除出党,这可不合咱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样,还很难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说完,起身要走。

干瘦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了起来。

“米佳伊,我不懂你的意思,”他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未必一定要服从?”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

“形式上一定得服从,不然你的党证就别想要了。咱们还是先瞧瞧刮什么风再说,现在散会吧。”

屠弗塔在椅子上不安地抖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面色苍白,老是失眠让他的眼圈发黑。他一直坐在窗边啃着指甲。听完茨韦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从自己那叫人难受的活计中抽离出来,朝开会的众人转过了身。

“我反对这一套。”他静静地说了一句,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大会决议。我们已经申述过了自己的观点,可大会的决议我们应当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这也是我想说的。”他小声说道。

杜巴瓦死死地盯住什科连科,带着露骨的挖苦意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悉听尊便,根本没人管你。你还有到省党代会上去‘悔过’的机会呢。”

什科连科跳了起来。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口气!我直说吧,你的话叫我对你心生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挥手轰他:

“你也只能走这条路了。快忏悔去吧,趁着还不晚。”

杜巴瓦与屠弗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没多久,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以滴水成冰的酷寒为开场走上了历史舞台。整个一月间,严寒在这片覆着积雪的国土上肆虐,到了后半个月,又刮起了大风,下起了连绵不绝的暴雪。

大雪埋住了西南的铁路线。人们同气势汹汹的自然灾害展开了斗争。

好几台除雪车的钢铲钻进了小山一样高的雪堆里,为火车开辟道路。由于天寒风冽,不少电报线结过冰后便断了,十二条线路里只剩下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谢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电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正响个不停,只有内行人才听得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名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工作第一天至今,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还不到两万米长,与此同时,跟她们共事的那名老报务员却已经收发了超过二十万米长的电报纸条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一面皱着眉头,一面拼读那些难认的字母和句子。他听着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逐字逐句地抄录在电报纸上。眼下他正做着听抄:“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记录,一边想:“大概又是份跟积雪作战的通知。”窗外狂风呼啸,风卷起团团白雪,扑打在玻璃窗上。这让老报务员误以为有人正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纹样有枝有叶,微妙别致,是任何一只人类的手都无法雕刻出来的。

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的景象,一时忘了去听机器的响声。当他把目光从窗子上收回的时候,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忙捧起纸条念道: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老报务员飞快地记录下读到的电文,然后抛下纸条,一只手托着头,接着听下去:

“于高尔克村逝世……”

他缓慢地记录着。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喜讯和讣告,别人的痛苦和幸福他总是最先知道。那些简略并且不完整的句子所具有的含义,他早已不再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在纸上记着,并不思索其中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将此事通知某某人罢了。可老报务员却忘了电文开头的那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将听到的敲击声翻译成文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感到有些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今天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绝望而悲伤地放声恸哭。然而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就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敲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已经从那熟悉的嘀嗒声里拼出了第一个字母,把它记在了电文纸上——这是个“Л”。他接着又写了第二个字母“Е”,后面又工整地写下“Н”,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接着在后面添上了“И”,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个“Н”。

收报机打出了一个停顿符号,老报务员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扫了一眼自己刚刚抄录下来的那个单词:

“ЛЕНИН”(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响着。可刚才偶然瞥见的那个熟悉的名字却又出现在他脑海里。老报务员再次看了看最后那个单词:“列宁”。什么?列宁?他拉大了自己和电报纸的距离,直到眼珠子里面映出了电报的全文。他对着那页纸看了好一会儿,在自己三十二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头一回不相信自己亲手记录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翻来覆去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跳起来,抓起卷曲的纸带,两眼死死地盯着它。他不能相信的事情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将煞白的脸庞转向两名女同事,随后她们听到了他惊恐的叫声:

“列宁逝世了!”

这个巨大的噩耗经由敞开的房门溜出了电报房,如同一阵狂风迅速传遍了车站,它冲入暴风雪中,在铁路线和道岔口上盘旋着,又随着一股冰冷的穿堂风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地沟上,正在接受小修队工人们的修理。波利托夫斯基老汉亲自爬下地沟,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出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扎哈尔·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把压弯了的炉条一一锤平。他负责钳住放在砧子上的炉条,好让阿尔焦姆去锤打。

勃鲁扎克这几年衰老了。以往的经历在他额头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鬓斑白了,背也驼了,那对深凹的眼睛里写满了沉沉暮气。

一个人钻过机车库的门缝,从光亮里闪了进来,傍晚时分的昏暗掩盖住了他的面容。他的第一声叫喊被铁锤的敲打声淹没了。可是,当这个人跑到正在机车边干活的人们跟前喊出下面这句话时,阿尔焦姆高举的锤子便在空中停滞住了。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锤子缓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落下来,他轻轻地将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听到来人带来的可怕消息,阿尔焦姆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揪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粗气,用低沉而饱含悲痛的嗓音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来人这回没有叫喊,阿尔焦姆这才听明白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并且看清了来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举世闻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就在大门旁边,一台机车吼叫起来,让所有人打了个寒战。接着,车站尽头的另一台机车也应声附和,然后又是一台……在这些机车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呼声中,也加入了发电厂的汽笛声,这声音有如炮弹呼啸时那般尖厉而刺耳。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高速而优美的C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便盖过了其他的那些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的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在得知鸣笛的原因后,细听了一会儿,随后也缓缓抬起手,拉下了用以打开汽笛阀门的小链子。这一举动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往后他再也不能在这趟车上干活了,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咆哮声令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大惊失色,纷纷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潮从四座大门涌进来。当高大的建筑内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伤的静穆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说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她对敌人永不妥协的人过世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去,必将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哀乐鸣起。几百个人脱下了帽子。阿尔焦姆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此时却也感觉喉咙一阵发紧,宽厚的肩膀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快要承受不住人潮的挤压了。外面严寒刺骨,门口的两株云杉披冰晶挂白雪。可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旺旺的,还有六百个自愿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的人所呼出的热气。

大厅里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声和交谈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音微弱了下来,大家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哀痛与不安从这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来。聚集在这里的仿佛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已被海上的飓风卷走。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悄无声息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短小结实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把它放回到了桌子上。这么做便已足够,大厅里逐渐弥漫起一股令人哀伤的静谧气氛。

一致过悼词,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就立刻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尽管他接下来说的话很少能在追悼会上听到,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之惊讶。西罗坚科的话是:

“有一群工人请求大会对他们的申请书予以讨论。申请书上有三十七位同志的署名。”说完,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是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念着这些名字,每念过一个就停顿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能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成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越来越喧闹,台上的西罗坚科继续念着,人们听到的全是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基干人员的名字。

当首个签下自己名字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波利托夫斯基老汉向听众们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我还能说什么呢,同志们?过去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活着就是受奴役,到老了就跟个叫化子似的,两眼一闭了事。老实说,革命来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肩上还压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就把入党这条路给略过去了。尽管作战时我从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过战斗。一九〇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也曾跟布尔什维克并肩行动。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有一股热乎劲。老黄历还提它做什么!列宁的死叫我心如刀割,我们永远地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知心人。我再也不说自己已经老了!……让那些讲得好的人来讲吧。我不大会讲话。不过有一点我能确认:我会一直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无二心。”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执拗地点了下头,从灰白眉毛下面射出的两道坚定目光,定定凝视着会场,似乎在等待大家的决定。

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吸收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老人入党。在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离开讲台的时候,波利托夫斯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个人都明白,有件不寻常的事情眼下正在发生。就在老司机刚刚站过的地方,已经出现了阿尔焦姆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他的大手往哪儿放,就一个劲摆弄着手里的那顶带护耳的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得光光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里面穿了件灰色军便服,领口整整齐齐地扣在两枚铜纽扣上,这让他显得像过节般整洁。阿尔焦姆把脸转向会场,于不经意间捕捉到了一个女人熟悉的面庞:那是石匠的女儿加莉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工友们中间。她冲阿尔焦姆宽恕地微微一笑,她的微笑里包含着赞许,上扬的嘴角透露出某种不可言说的情感。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这个钳工听到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该如何开头才是。直到这会儿他才感觉到,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经历全讲出来是不可能的。组织词汇就不简单,再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类似的体验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当下正迈出最终那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粗糙而凋敝的生活变得温暖,变得有意义。

“母亲共有我们四个孩子。”阿尔焦姆开场说道。

大厅里鸦雀无声。六百个人都在认真聆听着这个长着鹰钩鼻、浓眉大眼的高个儿工人的发言。

“我的母亲在好几位老爷家里做过帮厨。我对父亲没大有什么印象了,他跟母亲不和,还老是酗酒。我们是跟着母亲过活的。她养活不了那么多张嘴。老爷们每个月付给她的,是当月的伙食跟四个卢布,为此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幸运地上了两年小学,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可是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法子,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五金修配厂里去干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嫌我年纪小,不肯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这个德国人那里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学到,尽被支使去干家务活,要么就是去买酒。他总是喝得烂醉……又是差我撮煤,又是差我搬铁……老板娘也拿我当自家仆人使唤:叫我给她倒尿壶,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踹我一脚,通常都是毫无缘由的——这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由于老公总是喝醉,老板娘对谁都凶巴巴的,稍有点不如意,就会抽我几个耳光。有时候我摆脱开她,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里去呢?苦又能向谁诉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之外,况且那儿也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在厂里的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那里的所有事务都由老板的弟弟掌管。这个混蛋总爱拿我寻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垫圈是他才打好的,刚从炉子里面夹出来。它摆在地上看着是黑了,可手一沾——几根指头的皮都烫掉了。我疼得大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跑去了母亲那儿。可她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了德国人那儿。她一路送我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手艺了,不过还是一直打我。我就又跑了,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在这个城市里,我进了一家香肠作坊,整日里在那儿洗肠子,像条狗似的过了一年半多。我们的老板赌钱输掉了作坊,四个月的工钱一分都没给我们结,就不知溜去哪里了。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从日美林卡下了车,然后就去找活干。得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的处境。得知我多少会点钳工活,就称我是他的侄子,请求领导收下我。他见我个儿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我来这里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了擦额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他难以启齿的事情,应当把它说出来,不要等别人发问。于是,他皱紧了浓眉,接着讲述自己的经历: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刚燃起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此我该说什么呢?我可是还远远不老呢,因此直到现在才找到自己通往那儿的路。我干吗要隐瞒呢?是错过了这条路,其实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我本就该走上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了枪。等到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掉头回来了。接着就是成家,生子……我就一头扎进家务事中去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此时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了这其中缺少的是什么。只保卫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去接替列宁,好让苏维埃的政权如铁打的江山般屹立不倒。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可是咱们自己的党啊!”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朴实但却极为诚恳的发言,并且为自己不同于寻常的措词而不好意思。他仿佛从肩上卸下了一副重担,挺直了身子,等待着大伙的提问。

“或许,有谁想要问点什么?”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一排排的人影有了起伏,不过一时还没有人接话。有个皮肤黑得像甲虫的司炉工是下了机车直接赶到会场来的,他毅然喊道:

“还有什么好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这就得了!”

矮墩墩的锻工基利亚卡,由于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患了伤风一般的沙哑嗓音说道: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是一名可靠的同志的。表决吧,西罗坚科!”

这时,有个人从坐在后排的共青团员当中站了起来,半暗的光线使人看不清他的长相,他抛出了问题: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看,他为什么让土地给绑住了?从事农活会不会让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呢?”

会场上发起了一阵轻微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人提出了抗议:“你简单说!这里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

不过阿尔焦姆已经给出了回答:

“同志,没关系的。这个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给绑住了。的确如此,不过我并没有因此丧失掉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这种情况就结束了。我一定要把家搬到机车库附近来,住在这儿更踏实些。不然的话,那块田地会叫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到那一片如丛林般举起的手臂,他的心又颤动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快,阔步挺胸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只听身后响起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第三个站上主席台的是扎哈尔·勃鲁扎克。这个沉默寡言的波利托夫斯基的旧日助手,如今早已当上了司机。他讲述了自己辛苦劳作的一生,在结尾讲到近日来的感受时,他的声音很低,但是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孩子们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的离世,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到后院里去难过的。他们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我还没有补上。而这回领袖的逝世叫我睁开了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就不要问我了,咱们真正的生活从现在重新开始。”

种种回忆令勃鲁扎克心绪难平,愁眉不展。人们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双眼有了光芒,已花白了的头也不再是低垂着的了。

机车库里,这场审查接收新党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大家充分了解的、经受过生活的考验的人,才得以被党所吸收。

列宁的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了布尔什维克。领袖的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如同一棵树,它强劲粗壮的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之中,倘若削去的是它的树冠,它是不会消亡的。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1921年5月,一位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谈及“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米亚斯尼科夫最终被开除出党。

马尔托夫,1873年—1923年,孟什维克派领导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