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面的设置

设置

背景颜色
字体大小
返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页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章

第四章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相向而立,沉默无言并且相互敌视,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溜光,像个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柱子顶上用几枚钉子牢牢固定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血的独头猛禽展开双翼,仿佛正在用利爪攫住这根漆着条纹的界桩;它不怀好意地端详着对面的金属牌,钩形的鹰喙紧张地前伸着。对面六步开外的地方是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滚圆的橡木柱,一头深深埋在土中。柱子上有一块铸铁的牌子,上面印着锤子和镰刀。尽管两根界桩立在一块平地上,在两个世界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渊。要是不拿生命冒险,谁也休想迈过这六步去。

这里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默然的哨兵,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顶着那铸于铁牌上的伟大的劳动象征,从黑海起延绵数千公里,直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就以这根钉着猛禽的柱子为起点。密林深处隐着一个孤零零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十公里开外便是国境线,国境线那边是属于波兰的科列茨小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之间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奔驰过白雪皑皑的田野,穿越了林间小路,下到深谷,又徐徐爬升,挺立于山冈之上,最终抵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之上,凝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域平原。

严寒时节。雪在毡靴底下咯吱咯吱响着。一个头戴英武的盔形帽的高大身影,正从那根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处离开;他吃力地迈着步子,在自己所负责的地段上来往巡逻。这名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件别着绿领章的灰色军大衣,脚上穿着毡靴。大衣外面披了件肥大的宽领羊皮袄,脑袋就暖暖和和地包在呢绒的盔形帽里。他的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袄很长,一直拖到脚跟,裹着它,即便在严酷的暴风雪天里也会觉得温暖。红军战士肩上扛着一支步枪,皮袄蹭着积雪,走在警戒线上。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哨兵相互间隔为一公里,这是为了能用肉眼看见彼此。在波兰那边,这个间距则是一至两公里。

一个波兰兵沿着自己的那条警戒线,朝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制滥造的军鞋,灰绿色的军衣军裤,外面罩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他头上戴顶四角军帽,军帽上镶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有好几只鹰,领章上还是好几只鹰,不过这不能令他暖和些许。凛冽的寒气一直钻进了他的骨头缝里。他搓着冻麻木的耳朵,边走边把两只脚后跟踢来踢去,只戴了副薄手套的两手已经冻僵了。这个波兰兵一分钟都不能停下:一停下,严寒会在当下叫他全身的关节僵住。这个士兵片刻不停地动弹着,有时还要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平行相遇了,波兰兵掉转身子,跟红军战士并排而行。

边界上是严禁交谈的,但是,眼下四面全是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之外才有人影——这两个人是在默默走路,还是干着违背国际法的事,有谁知道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把火柴忘在营房里了,微风却跟成心作对似的,把马合烟诱人的香气从苏联那边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只冻坏了的耳朵,回头望了望: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冒出来查岗。不过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来用用。”波兰兵率先违背了神圣的公法。他把自己那支上了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朝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吃力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烟卷。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员交谈,并且他又没完全听明白那个士兵的波兰话。于是,他仍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着自己的路,脚下暖和而柔软的毡靴把积雪踩得咯吱作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扔盒火柴过来吧。”波兰兵这一回说的已经是俄语了。

红军战士细细看了看邻侧的人。“看来,这位‘老爷’的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日子也够惨的。在这样的大冷天里,穿一件破军大衣就给撵到外面来了,瞧他像个兔子那样又蹦又跳,再没烟抽可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也不回头,将一盒火柴扔了过去。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在接连划断了好几根后,才终于抽上了烟。那盒火柴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跃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也在无意中违背了公法:

“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边界那边却传来了这样的回话:

“不,谢了,否则我得为这个小盒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战士瞧了瞧火柴盒。只见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并且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啊,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不妥。”

波兰士兵仍继续跟他往一个方向走着。在这荒无人烟的原野上,他一个人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啪嗒作响,马的脚步轻快而平稳。那匹乌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的毛发上,已经挂了一层薄霜。马呼出的白雾在空气中逐渐消隐。营长胯下的那匹花骒马迈着优雅的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颈,嬉弄着缰绳。两个骑马的人都身穿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口上带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识。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名边防军人。散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里站岗值守的,正是他的营队。他是这里的“东道主”。与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才下过雪。蓬松而柔软的雪地上,既还没有马蹄印子,也还没有人的足迹。两人驱马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驰骋起来。在四十步开外的侧方,又是两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紧紧勒住了缰绳。保尔也掉转了黑马的方向,以弄清营长停下来的原因。加夫里洛夫从坐骑上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察看着雪地上一串古怪的印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小轮子碾过似的。这里曾有一只狡猾的小兽经过,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好多圈子去弄乱自己的踪迹。很难弄清楚它的踪迹是从何而来,但是惹得营长停下的并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就在离这串脚印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被雪浅浅地盖了一层。这里曾有人走过。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脚印,是径直往树林里去的,脚印还清楚地说明——这人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循着脚印打马朝警戒线而去。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囔道,“又是三排的防区给漏过去的,可他们早上报告的时候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有些花白,再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使得胡子就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巴上面。

有两个人正迎面朝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一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用小腿使劲夹了它一下,便跑了起来,二人很快就到了来人跟前。那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边的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高个儿赶紧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了好。

波兰哨兵远远地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有三个小方块的是少校军衔)跟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就跟亲密的伙伴一样。顷刻间,他恍惚地觉得是他在跟自己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想到这个荒唐的念头,他不由得环顾了下四周。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站岗?”

“是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提高警惕。”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

“少跟这些波兰人一道走。”

当两匹马沿着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道:

“在边境上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该后悔了。干我们这行的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所以一到夜里,就得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在我的地段上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里的工作非常困难。不管布了多少哨兵,每到婚嫁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警戒线聚到一起。怎么能不过去呢——两边的房子就隔了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得过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像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的波兰香露酒啦之类的。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那些人有大量的资金。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商店:你想要的,都能买到。

当然了,这些商店可不是给他们的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饶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就像是没个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问,边防事务仅限于查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外省的偏僻角落过去曾是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胡乱地挤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大型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牲口的粪便。小镇被农户的住宅所包围着。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这幢老朽的建筑物散发着一片衰颓的气息。诚然,每到礼拜六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光景已不似从前,拉比本人的生活也全然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看来,一九一七那年的确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倘若就连在这个穷乡僻壤,年轻人对待拉比也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了。不错,老人们尚还没有“破戒”,可是有多少小孩子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甚至想想都觉得恶心!一头猪正起劲地刨着粪堆找吃的,气头上的拉比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是的,他这个堂堂的拉比,对于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件事并不太高兴。鬼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些共产党员,他们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天天折腾出新花样。昨天,他看见神父家的大门上挂出一块新牌子: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从这块牌子上一准盼不来什么好事。到了自己的教堂跟前,拉比仍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就撞到了那张贴在教堂门上的小小的告示。上面写着:

“今日于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进行歌舞演出。”

拉比发疯似的将这页纸从门上扯了下来。

“这不,开始了!”

神父家的大花园由两侧合抱起了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空荡荡的房间散发着霉味,了无生气。这里曾住着神父和他的妻子,他们也一如这房子般老朽而寂寞,早已厌倦了彼此。房子里才一搬进来新主人,寂寞沉闷感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间大客厅过去只在宗教节日里才被虔诚的主人用来接待客人,如今却总是挤满了人。神父的房子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正门右拐有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要在这里花去一部分时间,他既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还兼任了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他们在安娜那儿举行那场庆祝晚会以来,八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感觉上却像是没多久以前的事而已。保尔把堆成小山的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党委会的人都走了。留到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整栋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寒气在窗户上织下了奇妙的霜花。一盏煤油灯摆在桌上;炉子烧得正旺。保尔想起了不久前的那件事。

八月,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抢修列车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入了深秋,这一百五十人仍在不同的车站间奔波,修复战争给车站造成的创伤,清除烧焦和损毁的车辆。他们还经过了从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这段路。这里在前沙皇时期曾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随处都是毁坏和劫掠后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修复石头垒砌的水塔,还用铁皮补好了被炸药炸坏的水箱。保尔这个电工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活,但是他用扳手亲手拧紧的螺丝帽就不下一千个。

深秋时节,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各个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人回归自己的团队……

在安娜那里可以更经常地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并且时常能听到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浑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他讲述发生在久远昔日里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反抗的、受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推翻暴君的尝试,讲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的起义。

在一个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里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项养成多年的不良嗜好。他几乎打小就抽烟,那天却斩钉截铁地说:

“我往后不再抽烟了。”

事出突然。有人提出争论说,习惯比人厉害,抽烟就是个例子。于是不同的意见产生了。保尔并没有参与争论,但是塔莉亚把他拉了进来,要求他谈谈看法。他怎么想的,便怎么说了: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是反之。不然咱们还能有什么结论?”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道:

“话倒是说得挺漂亮哎!柯察金就好这口。可要是戳穿了他的把戏,结果会怎么样呢?他自个儿抽烟吗?抽的。他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吗?知道的。那就戒掉啊——没那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推广文明’呢。”接着,茨韦塔耶夫变了个腔调,冷嘲热讽地问,“叫他回答咱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怎么办?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不过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

迎来的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尖锐的语气搞得大家都很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中缓缓地摘下烟卷,揉成一团,轻声说道:

“我往后不再抽烟了。”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

“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多少也为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落了个骂人的坏毛病。朋友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到我骂人了。话是容易张口就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自此不会再犯。但是骂人的毛病我终究要彻底消灭掉。”

入冬之前,许多漂运下来的木排占满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游漂去,造成了柴薪损失。于是索洛缅卡区又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拯救这批林业资源。

保尔患上了重感冒,可他不愿落在大家后头,便对同志们隐瞒了病情,过了一个星期,当码头两岸的木材已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日的潮湿唤醒了在他血液里浅寐的敌人——于是保尔发起了高烧。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而出院以后,他也只能勉强“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又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于是,他得到了一纸解聘书和一个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他愤怒地拒绝了抚恤金。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承受着剧痛,慢慢地挪着步子。母亲不止一次写信来,叫他回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自家的这位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说过的话:“总要等你们受了伤,我才能见着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了卷在一起的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分别是共青团的和党的。为了不勾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跟任何人告别,就去找母亲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对着他的两条肿腿又是熏草药,又是按摩。就这么过了一个月,他走路已经不用拐杖了。他的胸腔荡漾着喜悦,黄昏重又转为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去了省城。三天过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前往军事委员会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雪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他还领到一项任务,要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起团组织。生活就是这么转了个弯。

外面骄阳似火。一支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户外向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里张望着。执委会的道路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把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照得明晃晃的。窗前的小花园中,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雏鹅正在活泼地找食吃,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毛茸茸的、绿莹莹的。

读罢刚接到的紧急电报,执委会主席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动作就在那儿停滞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这位别列兹多夫执委会的主席,只有二十四岁,不过他的同事和党务工作者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高大有力,为人严肃,有时还很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栽着一颗大脑袋,深棕色的眼睛冷峻而敏锐,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和一件“见过世面的”灰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子里切铁、削铁。

然而自打那个秋夜,这个此前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头一回拿起武器开始,利西岑便投身到大风暴中来了。革命和党不断将他投放到一场接着一场的火热斗争中。这个图拉的军械工走过了光荣的战斗历程,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了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和炮声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这个边境地区,过着平静的日子。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成的综合报告,而眼前的这份急电一瞬间使他又回到了从前。电文是用精悍的电报语体写的:

绝密。致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觉波兰频遣大批匪徒越境,或可骚扰边境地区。请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款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利西岑看得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在台阶上走着。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

“坐吧,咱们谈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谁都没再接见。

保尔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是正午时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总管她叫阿妞特卡。小姑娘一向腼腆,有一股跟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但是一遇见保尔,她就亲切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同保尔握了握手,一面从额头上甩开了一绺短发。

“高力亚那儿没人了吧?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早就在等他吃饭了。”妞拉说。

“去吧,阿妞特卡,他是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肥壮大马的大车就赶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轻声交谈着。几只封口的麻袋从财务科里搬出来,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声。有一队人在保尔的带领下护卫在大车周围。他们徒步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顺利抵达了专区中心,将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然而几天以后,一个骑兵从边界那边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好看热闹的人用困惑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骑兵跟他那匹浑身冒汗的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踩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从他手上接过公文,拆开来,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没容马缓口气,就又跃上马背,立即沿原路返回了。

除了刚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都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镇上小市民的嗅觉就像狗一样灵敏。这里的小商贩,三个人当中必定有两个得是搞点走私活动的,从事的这个行当让他们凭着某种本能就能预料到危险的临近。

有两个人正沿着人行道急匆匆地往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随身佩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枪——这就不妙了。

几分钟后,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着十字路口的磨坊奔了过去。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羊皮帽,腰里一如既往地别着那支毛瑟枪,骑着马疾驰而过。显然是有什么不大好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偌大的广场上,偏僻的小巷里,一下子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连一个活人都不见了。就在刹那之间,小铺的门上都挂起了硕大的中世纪锁头,护窗板也合了起来。只有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着吃食。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都布下了瞭望哨。从这儿再往前就是原野了,那条笔直的公路能一眼望到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只有寥寥数语:

昨夜里有骑匪约百人,携轻机枪两挺,在战斗中于波杜别兹地区窜入苏联境内。请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失去踪迹。日间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帮,特预先告知,切莫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才过了一小时,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就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的地方还有一队骑兵。保尔凝神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却并没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年轻战士,干起侦察工作来他还是个新手。于是,当他被这些从园子里冲出来的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他瞧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他掉转马头,朝着急速行进中的百人队伍飞奔而去。岗哨把哥萨克红军放过去,便重又在园中埋伏下来。

叫人心神不宁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离国境线了。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体量甚微——统共只有十九人,他们在全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境,所有人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让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数量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保尔每天一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去了训练新兵的场地;还有俱乐部,学校,再加上两三个会议。到了夜里,他又骑上马,腰挎毛瑟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监听携带着走私货物的马车的辚辚车轮声——在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许多个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辛。妇女部长莉达长着对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拉兹瓦利辛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儿青年,不久前还是个中学生,他“少年老成”,喜欢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记,熟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的作品。拉兹瓦利辛过去在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前才加入共青团,可他在别的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一副“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由于无人可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把拉兹瓦利辛派来别列兹多夫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正当空。暑气渗透进了最隐蔽的角落,所有动物都躲进阴凉的地方,连狗也趴在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有气无力,懒洋洋地打着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子,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里,埋在泥当中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从膝盖传来的疼痛让他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在眼睛上遮住阳光。

“下回见,政委同志。” 她微笑着说。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由您上第一课。”

马感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时,保尔听到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女人们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声。保尔使劲一扯缰绳,马立刻转过了身。这个政委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中间,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有人站到了门槛上,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太。年轻力壮的全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等到保尔驱马来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围着这个女人,扯着她白衬衫的袖子,慌里慌张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可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叫人没法听懂。她只顾大喊大叫:“打死人啦!往死里砍人啦!”这时,有个胡子蓬乱的老头,一手提着粗布裤子,荒唐地蹦跶了过来,他冲这个年轻农妇逼问道:“别叫唤了!跟个疯婆子似的!哪里打起来了?为啥打呀?别吱吱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波杜布齐的人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灾难临头。街上响起了女人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愤怒地叫嚷起来。这个消息像警报似的,一下子传遍了全村,传进了家家户户:“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但凡走得动路的人全从家里冲了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那块田地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要在这里靠一场血战解决问题。

保尔狠狠地踢了马一下,它即刻飞奔起来。背上的人那催促的喝声,让黑马超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两耳紧贴在头上,四蹄高高抬起,越跑越快。小山冈上有一架风车,向四面伸展着自己那翅膀样的手臂,似乎要阻断他的去路。风车往右是一片洼地,那里的河边有片草地。往左望去,目之所及,一会儿隆起为小山包,一会儿下沉而为山谷,延绵着一片黑麦麦田。风拂过层层成熟的黑麦,仿佛用手抚摩着它。路旁红色的罂粟花在怒放。这里是安静的,并且酷热难耐。只有从远处,从高冈下面那条好似正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边,传来了叫喊声。

马冲下山冈,朝着下面的草地狂奔过去。“只要马脚绊一下,它跟我就都完蛋了。” 这个念头从保尔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但是叫马停下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紧紧贴靠住马脖子,任凭风在耳畔呼啸。

马像失去了理智般狂奔至草地。这里的人们带着愚蠢的、野兽般的怒气厮杀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浑身是血。

马用前胸撞倒了一个大胡子,当时他正举着一截镰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小伙子。一个晒得黝黑、身材壮实的农民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这个倒地的对手,一心要将他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用马身子的整个重量飞扑进人群,将搏杀的人四下冲散开来。不待他们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让马打着转,朝野兽般的人们冲去;他觉得只能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法子才能把这帮杀红了眼的人分开。他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散开,混蛋!我要开枪了,你们这帮土匪!”

说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面前亮了亮。马一个急冲,他放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就跑。就这样,这位政委一面策马在草地上狂飙,一面让枪声响个不停,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从草地上往四下里奔去,既是为了逃避责任,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手上还拿了把放个没完没了的“瘟枪”的凶神恶煞。

不久后,区法院的人就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很久,传讯了证人,却始终没查出那些个主谋。激战中没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语重心长地向愁眉苦脸站在自己面前的农民们解释,他们这场械斗是完全野蛮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审判员同志,怪就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咱们年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了罚。

一星期过后,一支丈量队走在割草场上,把木桩钉在有争议的地方。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被炎热的天气和长长的路途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跟保尔说:

“我量了三十年的地了,随处为地界而起的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简直不成样子!就是醉鬼走出来的路也要比它直。田地里头又如何呢?一块地就三步宽,这一块还扒着另一块,要想把它们划分开——非疯了不可。就这么大一块地,还在一年年地分呀,分呀。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就得分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块地上就会密密匝匝全是地界了,到时候再也没地方下种了。即便是现在,也已经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叫地界占了。”

保尔笑了:

“二十年后咱们一条地界都不会剩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宽厚地望着自己的谈话对象。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您可知道,它还远得很呢。”

“您知道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噢,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的。”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可它毕竟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丈量着土地。两个小伙子在钉木桩。割草场的两边站了许多农民,他们睁大眼睛监督着二人,好确保木桩是钉在原先的地界所在位置。旧地界勉强还能看得出,就是立在草地上的几根快要腐烂的木棍。

马车夫是个嘴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抽打了一下那匹瘦弱的辕马,转身对坐在车上的人说:

“天晓得,那些共青团员在我们这儿也大量地出现了。这个起初可没有过。理应认为,这些事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姑娘还挺年轻的,不过可以说——可真会祸害人呐。她把村里的娘们全给煽乎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寻开心,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你在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光——要没这个可不行,以前呢,她们往往揉揉脸就不吭声了,可如今她们是碰都别碰,不然就得吵翻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要闹离婚,给你背所有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这之前她向来是个安安静静的娘们,如今也成了女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什么的吧,全村的人都来找她。我起先真想拿马缰绳抽甘卡一顿,可后来就不管啦。让她们见鬼去吧!随她们吵吵去好了。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个婆娘可是好样的。”

马车夫搔了搔从麻布衬衫内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往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辛和莉达。他们去波杜布齐各办各的事:莉达想要开一个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辛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难道说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马车夫。

马车夫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答道:

“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我自己就爱看滑稽戏,要是演得真是好的话。我们起先觉得,年轻人们准要瞎胡闹,不过事情正相反。听人说,像是醉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主要是学习。只不过就是老跟上帝过不去,总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就白费劲了,老人们因为这个都斜着眼睛觑这些共青团员,对他们很是不满。别的还有什么呢?有这么件事他们办得不咋样:接收的都是那一贫二白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没有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全都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行至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来客安顿在她屋里,给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辛刚刚才从迟迟开完的会上回来。小屋子里黑漆漆的。莉达脱下皮鞋,爬到床上,立刻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辛那双手粗鲁并且恬不知耻的抚摸,把她惊醒了。

“你在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懂的,我一个人就这么躺着怪无聊的,见他的鬼!难道你就没看出有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吗?”

“把手拿开,马上从我的床上滚下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早就受不了拉兹瓦利辛那猥亵的笑容了。现在莉达真想痛骂拉兹瓦利辛一通,讥讽他一顿,但是困意袭来,她就闭上了眼睛。

“你摆什么架子?你还当这是知识分子的操行啊。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么着,我就信你了?别装傻了。要是你是个懂事的人,那就先满足我的要求,之后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以为再费口舌已是多余,就又一次从长凳上起身,坐到了莉达床上,不由分说就要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滚蛋!”她立刻清醒过来,说道,“说真的,我明天就告诉柯察金去。”

拉兹瓦利辛抓住她的胳膊,忿忿低语说:

“我才不在乎你的那个柯察金呢,你别固执了,反正横竖得依我。”

在他跟莉达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搏斗,安静的小屋里响起了耳光声——一记,又是一记……拉兹瓦利辛飞身闪向一旁。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那里,笼罩在一片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辛恶声恶气地喊。

他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屋檐下面,在院子里过了一夜。莉达用门闩扣好了门,在床上蜷成了一团。

到了早上,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辛坐在赶车的老头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真的会去跟柯察金嘀咕。还是个酸溜溜的洋娃娃呢!长得倒挺漂亮,却是个不通窍的人。我得跟她和解才是,不然就有可能要倒霉了。柯察金本就对我有成见。”

拉兹瓦利辛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窘迫的样子,眼神几乎充满了忧郁。他编了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话为自己辩解,说他已经后悔了。

拉兹瓦利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快到镇子口的时候,莉达做出了保证,不会把昨天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们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首拨幼芽付出了许多心血。保尔和莉达的许多个日夜都在这些村子里度过。

拉兹瓦利辛不爱到乡子里去。他不懂得如何靠近那些农村小伙子,去得到他们的信任,只会把事情搞糟。而莉达和保尔干起这些来却是轻巧又自然。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朋友,并且一直跟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着姑娘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有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接受了第二军训营的军事训练。在这里,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于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让保尔成了“自家小伙”。许多留额发的乌克兰农村青年正是从这里,在这宛如女子般动人的琴声中,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手风琴奏起旋律急促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伤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个手风琴手——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手风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和谐地交织在人们心中。村子里开始听得到新的歌曲了,在各家各户,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外,还出现了别的一些书。

走私者们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了。他们要提防的不单单是边防人员:苏维埃政权如今有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跟热心的帮手。有时候,边境各村团支部一心想要亲手逮住敌人,会把事情做过头。于是保尔就不得不向他们施以援手。有一天,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反宗教的蓝眼睛小伙子——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得到线索,说夜里会有一批走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主,就把整个支部的人都动员了起来。这些人装备了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在格里沙的带领下,在那天夜里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只待猎物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自己的埋伏。是夜,两方相遇了,多亏保安人员的沉着镇定,团员们在枪战中才没有倒成一片。青年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内容告诉了他,于是这位区团委书记便赶忙策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政治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我们并不会诬告他们。不过为了让他们往后不再逾越本分代理我们的职责,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停交替站立着。

“你瞧瞧他们吧,”保安部负责人两手一摊,说道,“惹了这么大的事,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了。”

就在这时,格里沙激动地说道: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为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些富农了,可你们却把我们当强盗样的给关了起来。”说完,他委屈地转过身去。

经过同保尔的一番严肃的交涉,萨哈罗夫这才努力控制住语调,不再“吓唬”人。

“要是你给他们作保并且向我们保证,他们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到边界上走动,而是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对他们负责。希望他们别再给我捅娄子了。”

这个支部的成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那出意外事件没有张扬出去。那个磨坊老板不久后还是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渥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间距半公里;坚固的房子连带上那些附属建筑物,如同一座座小型堡垒。安托纽克匪帮就隐匿在迈丹维拉。这位沙皇军中的司务长从亲友当中拼凑出了一个“七人帮”,随后便开始在附近的数条大道上持枪行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肯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不定。今天他收拾了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却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解除了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得一个戈比不剩。安托纽克跟自己的对头戈尔季比着干,这俩人一个比一个坏。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两个身上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恰恰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乱窜,因此,进城的道路都变得危险起来。这个土匪很难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出国境线,到外面去躲避,风声一过,他就又出现了。每当听到这头飘忽不定的危险野兽又制造了流血事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个害人虫还要咬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混账,等着吧,我一定要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利西岑曾有两回抓住了这个土匪的最新踪迹,急忙带着保尔及另外三名共产党员实施追捕,可安托纽克还是逃脱了。

区里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了一支剿匪队。领头的叫菲拉托夫,穿戴很是讲究。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该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就径直把自己的队伍开到了临近的谢马基村。进村时已是夜里了,这支队伍就在村头的第一间农舍里驻扎下来。这伙生人全副武装,行动还如此隐蔽,引起了隔壁一名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找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把这支队伍当成了匪帮,就派这名团员快马加鞭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的愚蠢差一点就断送了许多条性命。利西岑当晚一得到“匪帮”的消息,当即召集民警,带了十几个人朝谢马基村策马狂奔。他飞奔至院子跟前,纵身跳下马,跃过篱笆,朝那座房子猛扑过去。房门口的哨兵脑袋上挨了一枪托,像只面口袋似的瘫倒在地。房门在利西岑肩膀的大力撞击下应声而开,一行人随即冲了进去。房间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昏暗的灯。利西岑一手举着手榴弹,做好了投掷的准备,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大吼一声,把玻璃震得直响:

“快投降,不然把你们炸个稀巴烂!”

只消再一秒钟,冲进来的人就要朝这群睡眼惺忪地从地板上跳起来的人们开枪扫射了。好在利西岑手持手榴弹的那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让数十双手全都举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当剿匪队员们只穿着内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瞧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愤怒地啐了一口,极其轻蔑地骂了句:

“窝囊废!”

德国革命的余响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变得躁动起来。人们满怀紧张的期待,一遍遍地阅读着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在西方刮起来了。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接连不断地送进了团区委会。

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向来自各个支部的代表作说服工作,说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暂时没有与任何邻国打仗的打算。但是效果却甚微。每到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就都聚集到镇上,在从前神父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的全体团员列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户里看见他们,就到台阶上去迎接。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全都穿着长统靴,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惊讶地问。

不过,格里沙冲他使了个眼色,随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辛和另外两名共青团员立刻围了上来。格里沙关好门,严肃地皱起两道淡眉,说道:

“同志们,我这是在考验咱们的战斗力。今天我跟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份电报,绝密,这是当然的了;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马上要开战了,很快还要跟波兰地主们开战。因此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谁若是怕了,只消写个申请书,就叫他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关于打仗的事一个字不许向外说,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是洋葱,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再从区里到专区,在那儿把武器领了。这一招对年轻人来说还真灵。他们朝我问这问那,而我告诉他们:不多说,就这么办!有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去打仗是自愿的。我的人一散,我的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那我只好解散了支部,自己往别的地方去。我坐在村外左顾右盼。他们一块儿来了。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但极力掩饰着。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就是我们波杜布齐团支部!”格里沙兴高采烈地说完了话,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膛。

莉达气坏了,狠狠训了他一顿。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瞅着她,说:“你和我说的什么呀?这可是最恰当的考验!这样你才能真正看透每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想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不过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去吧。只是你,保尔,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一回事?没有讲话可不行……你就说,动员令取消了。他们表现得很英勇,值得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趟要花好几天时间,区里的工作又天天不能缺了他。因此拉兹瓦利辛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次进城,他都要从头武装到脚,把自己暗自比作库柏笔下的那个主人公。他很享受这样的旅程。在林子里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独行的路人就拦住人家,像个侦查员似的审讯一番: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塞进干草堆,手枪装进衣袋,等到走进专区团委会时,已经是平日里的模样了。

“说说看,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

在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总是人满为患。所有人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边写东西边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还很年轻,不过他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才能成为党员。

拉兹瓦利辛漫不经心地回答了费多托夫的问题:

“那么多新闻可没法一下子说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所有漏洞都得去堵,白手起家嘛,什么都得干。我又建了两个新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正忙着处理一大堆公文,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可不是你。”

拉兹瓦利辛喷了一口浓烟。

“柯察金不爱来这里,甚至连这种差事也得由我替他承担……有些书记当得可真不赖:一点活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得我来干。”

拉兹瓦利辛是要明确地让人意识到,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太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辛走后,费多托夫向团委会其他同志坦陈。

拉兹瓦利辛的这些鬼把戏是在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回,利西岑顺路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去,都要把大家的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跟利西岑聊了很久,拉兹瓦利辛就这样被打回了原形。

“不过你还是得让柯察金来一趟,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跟他还不大认识呢。”利西岑临走时,费多托夫同他说道。

“好。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头:你们可不能把他从我们这里调走。我们会坚决反对的。”

这一年,边境上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被选为了边境村庄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的主任。波杜布齐村的庆祝大会结束后,来自三个邻村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排成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以军训营和乐队打头,高举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子,朝边境进发。他们秩序井然,组织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的国土上游行,走向了那些横跨苏波国界的村庄。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们的身后,铜号声如雷、红旗簌簌,还有那此伏彼起的歌声,歌声!青年农民都身着节日盛装。欢乐的农村少女们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成年人面目严肃,老年人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河水一样流淌向目所能及的远方,而国境线就是它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过这条禁止逾越的国界。保尔驻足,让人的洪流打他身边涌过。队伍中正唱着《共青团之歌》:

从西伯利亚森林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红军!

紧接着换成了女声合唱:

哎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了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见了却感到惶恐不安。尽管就这次游行早先已通报过波兰指挥机关,但还是在边界的那一边引发了惊慌。一队队战地宪兵骑着马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日里增加了四倍,为以防万一,谷地里还隐蔽了后备队。不过,游行队伍始终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喧闹而欢欣,空中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一个小土冈上站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步枪,贴在脚边,行了一个注目礼。保尔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句波兰话:

“公社万岁!”

哨兵的眼睛可以说明,这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在他的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的是一颗与游行群众齐心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话轻声答道:

“你好呀,同志!”

哨兵的身影留在身后了。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那个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好几次回过头去,望向这个小小的黑色身影。这时又一个波兰兵出现了。这一个胡子花白,在镶着镍边的四角帽帽檐下,是一双呆滞无神、黯淡无光的眼睛。保尔还沉浸在刚刚听到那句话后的情绪中,率先开了口,自言自语般地用波兰话说了句:

“你好,同志!”

这次并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两次说话他全听见了。

“你想要的太多了,”他说,“这里的士兵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瞧见他袖子上的标志了吗?这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山,朝一个横跨了国界线的村庄走去。苏维埃的这半边作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在界河上的那座小桥旁,村子里苏维埃这边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了小河岸边。姑娘小伙们列队站在道路两侧。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挤满了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河这边发生的事儿。还有一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看着。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植的台子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讲话的既有青涩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飘过边界,传到了对岸。波方唯恐有人的心被这席讲话打动,于是决定采取限制措施。宪兵的骑兵侦查队开始在村子里横冲直撞,他们用鞭子将人们驱赶回屋里,还朝屋顶上啪啪放枪。

街道上空了。年轻人也被子弹从屋顶上赶跑了。苏维埃这一边的人看到发生的一切,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老羊倌在几名小伙子的搀扶下登上讲台,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激动地说道:

“很好!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以前也是这么打咱们的。如今的村子里,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老爷们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话也不会讲。可是想说的有很多。我们这一辈子,在沙皇的统治下,像老牛拉车那样,受了一辈子的苦,看着他们,我心里难受哇!……”他那只干瘦的手往对岸一指,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继老爷爷之后发言的,是格里沙·霍洛沃季卡。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义愤填膺的发言,一边掉转马头细心观察,看对岸是否有人在记录。但是,对岸空空荡荡,甚至连桥头的岗哨也撤走了。

“看来,这回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匪徒安托纽克跟他的“七人帮”终于终止了他们血腥的勾当。这窝豺狼到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的移民家中参加婚礼,在那里被赫罗林的团员出其不意地当场擒获,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在闲谈中,把这些婚礼上的客人消息泄露了出去。赫罗林支部的全体十二名成员当下集合,有什么武器带什么武器,乘着马车,奔向迈丹维拉庄园。并想方设法派人纵马前往别列兹多夫报信。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菲拉托夫随即带领人马寻踪追了过去。赫罗林的团员已经包围了那个庄园,并跟安托纽克团伙交过了火。安托纽克和手下躲在一间小厢房里,一见有人露头就瞄准射击。他们曾妄想突围,不过,赫罗林人击中了“七人帮”中的一个,把这伙匪徒逼回了厢房。安托纽克不止一回陷入过这样的境地,在手榴弹和黑夜的帮衬下,他总能安然逃脱。说不定,这一次也本可以逃走,赫罗林支部已在枪战中折损了两人,好在菲拉托夫及时赶到了庄园。安托纽克明白,这回可是陷入绝境,无处可逃了。他整夜透过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里谁都不肯投降。为了端掉这窝豺狼,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前去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冒着倾盆大雨,一大早就出发,直到夜深时分才抵达了四十公里外的民兵师营地。这次行军,只有营长古谢夫和他的政委骑在马上。八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一到营房,倒下便睡。师部给民兵营的调集令下达晚了;演习在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他们这个营还要接受检阅。全营在操场上列好了队,没过多久,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军训营已经领了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二人为自己的营队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对他们所负责的部分感到信心十足。正式检阅完毕后,军训营进行了演习和变换队形的表演。这时,一个相貌英俊,但面部肌肉松弛的指挥员厉声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在马上?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级指挥员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要是不骑马,那就没法参加演习,凭他那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这件事要怎么跟这位佩戴着十来条肩带和背带、大喊大叫的公子哥儿说呢?

“离了马我没法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没有别的法子来解释自己的拒绝了,便低声回答:

“我的两条腿都肿了,我没法做到一个星期连走带跑。此外,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同志。”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其一。其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您若是个残废却在部队里工作,这可不是我的错。”

保尔仿佛挨了一鞭子。他猛地抖了下缰绳。可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制止了他。这两种感受在保尔体内斗争了好几分钟:屈辱与克制。不过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能不假思索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红军战士了。保尔是营政委,这只营队就站在他的身后。自己的举动就是服从军纪的榜样!况且他训练自己的营队也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想到这里,他单脚离镫,下了马,忍着关节处传来的剧痛,朝队伍右翼走去。

一连数日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已经接近尾声。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别列兹多夫营接到命令,要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攻下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通路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兵分两路,在迂回中深入,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敌人”后方,然后高喊着“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多名演习仲裁员评定,这场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归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了一半兵力,撤到树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兵力。

“政委同志,”一名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营长问,各个道口是否都已有机枪把守。仲裁组马上就到。”

保尔随几位指挥官往一个道口走去。

团部的指挥人员都已经聚集在道口了。他们纷纷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窘迫地把左右脚来回直捯,甚至没想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他还给我们领了路。”

参谋长策马走到保尔近前,讥讽地说:

“原来,您还是能跑得很不错的嘛,同志。那您骑马看来是为了出风头喽?”他本想再说下去,但一看保尔的眼神,就把话咽了回去。

待团部指挥人员离开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姓什么不?”

古谢夫拍了拍他的肩,说:

“算了,别在意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以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有好几次都在努力回想,自己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姓氏,但是一直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取得了优异评价,返回了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完全累垮了,他回到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拴在了阿尔焦姆家。两天里,保尔每天都要睡上十二个小时。到了第三天,他去机车库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唤起了保尔熟悉而亲切的感受。他的鼻子贪婪地吸着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自童年起就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对它很亲近。有许多个月没听过火车头的叫声了,保尔如同丢失了某样宝贵的东西一般。就像一名水手,于每次阔别后再见到碧蓝无边的大海总会心潮澎湃,这便是保尔当下的心情。机车库那股亲切的氛围召唤着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的感情久久不能平息。他跟哥哥谈得很少。他发现阿尔焦姆的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干活。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过得艰难,即便阿尔焦姆不说,情况也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在道口上,保尔勒住马,久久凝视了车站好一会儿,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让它在林间路上奋蹄疾驰起来。

如今在林间行走已经毫无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烧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村子里的生活也太平多了。

保尔骑马回到别列兹多夫,已是晌午时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的台阶上迎接了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已经无聊透了。”说着,莉达环住他的双肩,跟他一起进了屋。

“拉兹瓦利辛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情愿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这么说,这是我份内的事,而不是柯察金的。”

这个消息令保尔感到不快又吃惊。他向来不就喜欢拉兹瓦利辛。“这家伙要在学校里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地想。

“咳,也罢。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吗?那里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莉达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着。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他不停揉着自己疲倦的双腿。

“前天拉基京娜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了。这样咱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可爱的姑娘,我非常喜欢她。你瞧,从教师们当中也开始有了转化,他们有些人正整个地转为咱们这边的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凑在利西岑家,围着那张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上了。阿妞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熟睡着,而这三人却坐在桌前,埋头扎进了波克罗夫斯基写的《俄国史》这本并不太厚的书中。只有到了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念书。在那段日子里,保尔一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来,得知利西岑和雷奇科夫已经学到前面去了,他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霍罗沃季科在夜里被人暗杀了。听到这个消息,保尔立刻朝执委会的马厩冲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了那里。他以疯狂的速度备好马,使劲用皮鞭抽打着左右马肚子,朝边界驰骋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点缀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苏维埃旗帜。屋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将毒手伸向了这个青年,这个寡妇的独子?老霍罗沃季科从前给磨坊主做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听了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厥倒地。邻居们看护着这位半死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无声息地躺在这里,让自己的死成了一个谜。

格里沙的死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名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守护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远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的遇害而哀恸。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流涕,当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觉得,会是谁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到椅子上,低声问。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主那伙人!格里沙是卡了这群走私贩的喉咙,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两个村子的人都赶来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把他的军训营带了来,全体团员都来送自己的同志最后一程。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立在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在悲伤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着红旗的灵柩,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墓穴旁边埋葬的,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

格里沙的鲜血,让那些他生前曾竭力保护过的人联合到了一起。年轻的雇农和贫民们誓要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找出他们并且就地——就在这个广场上,在这座墓前——审判,好让每个人都认清敌人的面目。

枪声齐鸣三次。常青树枝铺在了这座新的烈士墓上。就在当晚,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保尔从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得到消息,说那边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星期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神情肃穆地作起了报告:

“同志们,我十分高兴地向大会报告,在这一年里,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铲除了土匪活动,斩断了走私活动的根基。牢固的贫农组织在各村得到了发展,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扩大了。最近有富农在波杜布齐发动了一次暗中攻击,我们的同志霍洛沃季卡为此而遇害,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日将受到省法院巡回法庭的审判。大会主席团接到多个村代表团提议,要求大会作出决议,对这些匪徒兼恐怖分子杀人犯要坚决处以极刑……”

呼喊声让整个大厅为之震动:

“支持!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的身影出现在侧门。她冲保尔招招手。

在走廊上,莉达将一封公函交给了他,上面印着“急件”两个字。保尔拆开念道: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经省委常委会决定,将从你区召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团内重要工作。

保尔告别了工作一年的列兹多夫区。在最后的那次区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区团委书记一职,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甚至有些生疼地攥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骑着马从院子里拐上大路的时候,有十支手枪为他鸣枪致敬。

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拉辛,1667—1671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

布加乔夫,1773—1775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

意为蝴蝶花。

路易·布斯纳,1847年—1910年,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

库柏,1789年—1851年,美国作家,其作品《皮袜子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个喜欢探险的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