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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

第三章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夺去保尔的性命。这是他第四次越过死亡的边缘,劫后余生。才过了一个月,身形消瘦、面无血色的保尔就已经可以下地,两腿颤颤巍巍地扶住墙壁,试着在房间里走动了。在母亲的搀扶下,他踱到窗口,久久凝视着大路。积雪消融后形成的小水洼在闪闪发亮。外面俨然已至开春前的融雪时节了。

一支樱桃树枝正伸到窗前,上面神气十足地站了只灰胸脯的麻雀,正不安地用狡猾的小眼睛望着保尔。

“怎么样,这个冬天咱俩都算是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扣了扣窗户,轻声细语地说道。

母亲惊慌地瞧着他: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呢?”

“我是跟麻雀……它飞走了,真是个精灵鬼。”他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春意已浓。保尔开始考虑回城的事儿。他已经强壮到可以走路了,不过他的身体又出现了其他状况。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着步,猛然感觉脊柱一阵剧痛,随即便摔倒在地。他好不容易才慢慢挪回房间。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尽的检查,当摸到他脊柱上那个深坑的时候,惊讶地叫出了声:

“您这里是怎么搞的?”

“这个,医生,是路面上的石头留的印儿。在罗夫诺城下,有枚三英寸口径的火炮从我身后的碎石路上炸开了花……”

“那您怎么能走路?对此您没有感到不安吗?”

“没有。我当时躺了两个钟头左右——然后就上马了。直到现在才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对那个坑做了检查。

“我亲爱的,这玩意儿可是会令人极其不愉快。脊柱不爱这样的震动。咱们还是但愿它从今往后别再闹动静了吧。请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他同情地看着自己的病人,难掩自己的痛心之情。

阿尔焦姆住在自己的丑媳妇斯捷莎家里。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巴掌大小、脏兮兮的小院儿里,一个邋遢的斜眼睛男孩在奔跑。他见到保尔,水汪汪的眼睛就毫不客气地直盯住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着鼻子,一面问:“你要干吗?指不定,你是来偷东西的?最好还是离开,不然我妈妈可要发火啦!”

就在这时,老旧而低矮的小木房上那扇袖珍的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唤他:

“进来吧,保夫鲁沙!”

炉灶边上,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持炉叉,正忙活着。她用冷漠的眼神扫了保尔一眼,给客人让路过去,随后便把铁制锅勺碰得叮当响。

两个梳短辫子的大女孩赶忙爬上了炉炕,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原始人,好奇地在那边探头探脑。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是不赞成的。作为世世代代的无产者,阿尔焦姆不知为什么了断了自己同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长达三年的情谊,转而跟样貌平平的斯捷莎结了婚,到这个没有男劳力的五口之家做了上门女婿。在这个家,为能重整衰颓的家业,他从机车库下工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了那张铁犁上。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正如他曾说过的——脱离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那边,所以眼下他观察着,看弟弟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这一切作何反应。

两人坐了一会儿,匆匆互道了些碰面时常提的无关痛痒的客套话,然后保尔就打算告辞。阿尔焦姆不放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把牛奶拿来。这么说,你明天就走?你的身子还有点虚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打过招呼,便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去帮忙搬东西。这下就只留下保尔和那个吝于言词的老太婆了。从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炉叉,不满地嘟囔道:

“啊!我主耶稣,为着这些鬼事情,连祷告的工夫也没有!”她从脖子上解下头巾,一面斜眼瞅着来客,一面朝角落走去,那里摆放着几幅年久发黑、面目忧愁的圣像。她将三根枯瘦如柴的手指头并成一撮儿,划了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干瘪的嘴唇,低声念道。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耳朵的黑猪身上。他两手紧紧抓住猪鬃不放,拿两只光脚丫狠命去踢它,在这只打着转儿、直哼哼的动物身上高喊着:

“驾!驾!走啊,出发!吁!别胡闹!”

猪驮着男孩儿满院乱窜,想把他甩下来,可是这个斜眼睛的调皮鬼却骑得稳稳当当。老太婆中止了祈祷,从窗户里探出个脑袋:

“我叫你骑,摔不死你!给我从猪身上爬下来,你怎么没叫霍乱带走呢,滚你的吧,小疯子!”

猪到底还是把这位骑手给甩了下来。心满意足的老太婆重新回到了圣像跟前,她露出一脸虔诚,继续念道:

“愿你的国降临……”

满脸泪痕的小男孩出现在门口。他用袖子揩着负了伤的鼻子,疼得抽抽涕涕的,哀怨地说:

“妈—妈—呀——我要甜饺子!”

老太婆恶狠狠转过身子,骂道:

“你这个斜眼鬼,连个祷告都不叫人做。狗崽子,我这就叫你吃个够!……”说着她就从条凳上抓起了鞭子。男孩儿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炉灶后面的两个姑娘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老太婆第三次开始了祈祷。

保尔不等哥哥回来,便起身走了。他在带上篱笆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里露出了脑袋。她在监视他。

“是什么鬼把阿尔焦姆引诱到这里来了?如今他是到死也没法摆脱了。斯捷莎每年都会给他生孩子。他埋没了自己,就像只粪堆里的甲虫。不仅如此,弄不好连机车库那份活儿也要丢。” 保尔闷闷不乐地走在小城空荡荡的街道上,思索着,“可我本想着能吸收他参加政治生活呢。”

一想到明天就要离开,就要前往那座仍然生活着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的大城市,他又高兴起来。那座大城市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勃勃生气,川流不息的奔忙人群,电车的轰隆声和汽车喇叭的鸣响都令他眷恋。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熏黑了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安静的沙沙声。他向往着那个硕大的飞轮在急速飞旋、空气里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着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儿,在这个宁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却觉得有些压抑。小城对他来说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这也难怪。就连大白天出去散散步,也会叫人心生不快。当他从几名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身边经过时,就听见了她们匆忙发表的一番议论:

“瞧啊,姐妹们,这个丑八怪是打哪儿来的?”

“看样子,他准是正害肺痨。”

“他身上那件制服上衣倒够阔气,明摆着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同样叫人厌恶。

保尔与这里的纽带早就已经断开了。那座大城市却变得愈加亲切而可爱。那里有刚毅坚强、朝气蓬勃的好弟兄,还有一份工作。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一片松林跟前,在岔道口停了下来。他的右边是一所阴森森的废弃监狱,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将它与树林分隔开来,它的后面则是医院的白楼。

就在这儿,在这片空旷的广场上,瓦莉娅和她的战友们被绞死了。他在曾经安放绞架的那个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便朝陡崖处走去。一路下坡,就来到了烈士公墓。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亲手打理过,整排坟墓上都摆放了云杉枝,树枝为这片小小的墓地围起了一道绿色屏障。陡崖之上,挺秀的松木高高耸立。新生的芳草为峡谷的斜坡披了一层绿色丝毯。

这儿是小城的边缘,静谧而寂寥。森林在喃喃低语,复苏的土地散发出春日所独有的潮腐气息。为了能让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战友们在这里英勇赴死。

保尔用一只手缓缓摘下头顶的军帽。悲恸,巨大的悲恸填满了他的心房。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卑鄙庸俗而羞愧;在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应当抓紧时间去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是一出意想不到的惨剧,都能使之戛然而止。

抱着这样的念头,保尔离开了烈士公墓。

家中,母亲悲伤地为儿子收拾着出门的行装。细瞧之下,保尔发现她在背着他掉眼泪。

“保夫鲁沙,要不,你就留下来行吗?我岁数大了,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不管养多少孩子,只要一长大就都飞走了。城里有什么好心心念念的?在这儿过日子也是可以的嘛。莫非你也相中了哪个剪了短毛儿的雌鹌鹑啦?你们倒好,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讲。阿尔焦姆成亲那会儿,一句话都没说。你呢,就更不消说了。只有等你们负了重伤,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低声诉说着,将儿子不多的物什装进了一个干净的口袋。

保尔攀住她的双肩,把人拉到自己面前,说:

“好妈妈,才没有什么鹌鹑呢!你老人家可知道,鸟儿找伴儿也只找同类? 难不成,照你说来,我是个鹌鹑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好妈妈,我跟自己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让我们消灭干净,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这要等很久?不会的,好妈妈,资产阶级撑不了太久了……有那么一个共和国即将为所有人而起,至于你们这些一直劳动着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到时候就都去意大利。那个国家是那样的暖和,就在海岸上。那里,好妈妈,压根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住进资本家的宫殿里头,那样你们就能在太阳底下晒晒自己的老骨头了。而我们会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嘴里神话般的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么个怪脾气。他当过海员,在海风里扑腾过。真真一个强盗,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吃了败仗,回到家里时缺了一条腿还有一根胳膊。他的胸上挂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两个五十戈比的沙皇银币在丝带上系着,可他老人家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他性子执拗,还曾拿棍子敲过某位官老爷的脑袋,

“在牢里蹲了将近一年时间。他让人给关在了里头,就算是十字奖章也派不上用场。我看你呀,准是要走你爷爷的老路……”

“好妈妈,咱们的道别干吗要搞得这么不快活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可是好久没碰过了。”

他把脑袋低垂到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方。流淌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惊奇不已。

他的演奏不再同于以往。没有了肆无忌惮的旋律,狂放不羁的尖音,以及那曾让年轻的手风琴手保尔名扬全城的、叫人如痴如醉的奔放豪情。如今他的乐声听上去抑扬有致,并不失力量,却似乎变得愈发深沉了。

保尔自个儿到了车站。

他说服母亲留在了家中,是不想看她在离别时落泪。

所有人一窝蜂地朝车上挤去。保尔占到一个空的上铺,就从上面观看着过道上群情激昂的人们在吵吵嚷嚷。

仍旧是那样,人们拖上来许多口袋,再把它们往座位底下乱塞一气。

列车开动后,人们稍稍安静下来,并且依照惯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睡着了。

他想要拜访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缓缓地蹬上台阶。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什么都未曾改变。他走在天桥上,一只手摩挲着光滑的栏杆。就在快要下天桥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天桥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浩渺无垠的高空之上,夜晚打造出一派壮丽磅礴的景象,令人双目着迷。黑暗恰似一席玄色天鹅绒,遮住了地平线。侧过身子,只见无数星光熠熠,有如磷光点点。而下面,在那个大地与天空浑然相接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将万家灯火撒落于漆黑的夜色之中……

这时,有几个人迎着保尔沿台阶走上桥来。他们兴致勃勃地激烈争论着,说话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于是保尔的视线移开了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开始往台阶下面走。

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上的军区特勤部,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保尔说,朱赫来早已不在本市了。

他用好多个问题试探了保尔许久,直到摸清这个小伙子跟朱赫来确有私交,才告诉了他:朱赫来两个月前就调离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伤心极了,他甚至连详情都没有打听,就默默地转过身子走到了外面。一股倦意向他袭来,迫使他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

一辆电车驶过,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叮叮当当的声音。人行道上是川流不息的人潮。真是座生机盎然的城市: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低沉的絮语声,一会儿是青年们高亢的说话声,一会儿是某位老汉沙哑的咳嗽声。人群没有尽头,步履总是匆匆。电车里全都灯火通明,无数的汽车前灯在闪动,围绕着隔壁电影院广告牌的电灯璨如火光。到处都是人,他们那旷日持久的说话声填塞了整条街。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街上喧哗而热闹的景象,淡化了由朱赫来离去这一消息所引发的浓烈的苦楚滋味。该去哪儿呢?回索洛缅卡去,那里有不少朋友呢——不过太远了。他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幢房子,它就坐落在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上。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拔腿便朝那边走去。要知道除了朱赫来以外,他最想看到的同志就是丽达了。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是米海洛的房间里过夜。

还隔着很远,他就看到了楼上一角的窗户里透出光亮。他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他在楼道里站了几秒钟,在门后面,他听到丽达的房间里有几个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喔唷!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变松了。”保尔推断道,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内心的激动,用牙齿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个陌生女子,年纪很轻,两鬓垂着几缕卷发。她疑惑地望着保尔,问:

“您找谁?”

她没有掩门,保尔扫了一眼房里陌生的陈设,便已经有了答案。 “我能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吗?”

“她不在这儿,她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我听说又从那儿去了莫斯科。”

“那阿基姆同志住在这儿还是也走了?”

“阿基姆同志也不在这儿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的团委书记。”

保尔无话可说,只得转身离开。重返这座城市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

眼下得认真考虑一下上哪儿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挨家挨户地去找朋友们,就算把两条腿走断了也见不着一个人。”保尔压抑着满心苦恼,郁闷地抱怨道。不过他还是决定再一次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这个装卸工住得离码头很近,去找他总归要比去索洛缅卡来得近些。

当保尔终于走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的时候,已是疲惫至极。他一边叩着那扇不知何时漆成了赭色的房门,一边下了决心:“要是连这一个也不在,我就不再瞎跑了,直接钻到小船底下去过一宿。”

一个老太太打开了门,她头上包着块朴素的头巾,在下巴底下绾成个结——她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么?”

“刚回来。您要找他?”

她没有认出保尔,只是掉转身子,喊道:

“伊格纳特,这儿有人找你!”

保尔随她走进房里,将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咀嚼着一块食物,一面从桌旁朝他转过身子,说道:

“要是找我的,你就坐下讲你的吧,我可得先把这碗红菜汤吃掉。因为我从早上到现在就只喝了点儿白开水。”说着,潘克拉托夫顺手抓起一把硕大的木勺。

保尔在他身畔的破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头上摘下军帽,依老习惯拿它揩了揩前额。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啦?”

潘克拉托夫用勺子往嘴巴里送了两勺汤,见客人不答话,就转过脑袋冲他说:

“赶紧说了吧,你有什么事?”

潘克拉托夫手上抓着块面包正要往嘴巴里送,到了半道上停住了。他茫然地眨巴着眼睛,说:

“哎……停一停……呸!你可真能胡闹!”

保尔看到他那张因用力过度而涨得通红的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保尔!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且慢!你叫什么名字?”

循着潘克拉托夫的惊呼,他的姐姐和母亲也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三个人加在一起,终于证实了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真的是保尔。

家里其他人早就入睡了,可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着四个月以来发生过的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跟米海洛早在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几个讨厌鬼不是去干别的,而是去念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跟杜巴瓦上的是预科,米海洛上的则是一年级。统共召集了我们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也火烧火燎地递了申请。寻思着,也该充实一下脑瓜子了,要不然全是糨糊。可哪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却把我抛进沙子里,不管我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用鼻子哼哧了一阵,继续说道:

“起初我的事儿还挺顺利。所有条件我都符合:党证有,团龄也够,至于身份跟出身更是不在话下,可是到了政治知识考试这关,我的麻烦就来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里一名挑肥拣瘦的同志给拎出来了。他抛给我这么一个好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您说说看,您对哲学有哪些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可是没有半点认识。不过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曾有个装卸工,他念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就是为了显能耐。有一回,他和我们说:鬼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他们被称做哲学家。有这么一位人物,姓什么我没记住,好像是伊杰奥根,他一辈子住在木桶里,还有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能耐最大的要数这么一位了,他能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全是些能编瞎话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过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嘛。’这人正狡猾地瞅着我。于是,我也朝他猛地放了一枪:‘照我说,哲学嘛,就是胡吹一通,故弄玄虚。同志们,我对这种瞎胡闹的玩意儿可是压根儿就不想学。不过论起党史呢,我可是要满心欢喜地去学。’他们一听,就对我刨根问底,追着问我的这些有关哲学的新鲜念头是打哪儿来的。我就又添油加醋地把中学生的话说了一遍,整个委员会的人听完,全都哈哈大笑。我气坏了。‘怎么,我说你们把我当成傻子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往家走。

“后来,我在省委碰见了那个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将近三个钟头。原来,搞错的是那个中学生。哲学其实是一门很有智慧的大学问。

“就这样,杜巴瓦跟扎尔基都通过了。杜巴瓦自然是念过不少书了,可扎尔基呢,他并不比我强多少。不消说,准是勋章帮了他的忙。一句话,就我落得一场空。他们指派我在这边的几处码头抓业务。我补了货运主任的缺儿。以前呢,我老是为了各种青年的事务跟头头们起冲突。可如今我自个儿得管起生产的事情来了。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碰巧落到你手底下的是个懒汉,要么是个笨手笨脚的大马哈,你就得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这两个身份来对付他。对不住了,他可休想用花言巧语来蒙我。我的事往后再谈吧。我还有什么新鲜事儿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班子就只有屠弗塔还没挪地方。托卡列夫当上了索洛缅卡区的党委书记。你们那儿的公社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主管政治教育部的是塔莉娅。你在铁路工厂的位子由茨维塔耶夫顶替了,我对他了解很少,就在省委里打过照面,看起来,小伙子人不傻,可就是太自负。你或许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妇女部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都已经和你说了。的确,保夫鲁沙,党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以前的那些骨干如今全都坐在省党政干部学校里念书呢。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两人直到后半夜才睡下。保尔早上醒来,潘克拉托夫已经出了家门,到码头上去了。他的姐姐杜霞是个身体壮硕的姑娘,面孔同弟弟长得很像。她一面招待客人用早茶,一面眉飞色舞地叨念着种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作业手,正出航在外。

保尔打算出趟门。临别时杜霞提醒他说:

“您可别忘了,我们等着您吃午饭。”

团省委里热闹依旧。大门不知消停地开开合合。走廊上和屋子里到处是人,从门后的办公室里不断传出轻微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他细细观望着,看能否遇到熟悉的面孔。他一个熟人也没发现,于是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身穿蓝色斜领衬衣的团省委书记。他瞥了保尔一眼,便埋下头继续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定,仔细观察起这个阿基姆的接班人。

“有什么事儿?”身着斜领衬衫的书记在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末尾点了个句号,开口问道。

保尔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同志,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并且把我指派到铁路工厂去。就这么下令吧。”

书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踌躇不定地回答:

“咱们当然得恢复你的团籍,这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要派你回铁路工厂可不太好办。茨韦塔耶夫已经在那边工作了,他是新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对你另作他用吧。”

保尔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去铁路工厂并不是为了妨碍茨韦塔耶夫的工作。我是要去车间干老本行,并非要当共青团书记,而且我的身子还很弱,恳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几个字:

“请将此转交屠弗塔同志,他会将一切安排妥当。”

登记分配部里,屠弗塔正破口大骂自己那个登记员助手。保尔听他们对骂了半分钟,眼见这场争吵还得持续好一会儿,就打断了正在气头上的登记分配部部长:

“屠弗塔,稍后再跟他吵吧。这是给你的条子,咱们先办理一下我的文件。”

屠弗塔一会儿看看那页纸,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终于弄明白:

“嗨!这么说,你没死喽?现在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在名单里被除名了,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去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的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因此对你来说就只剩一个法子了——就是按照一般规定重新入团。” 屠弗塔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宣称道。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小伙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的老耗子还要差劲。屠弗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呢?”

屠弗塔蹦了起来,就跟有跳蚤咬了他一口似的。

“请别教训我,我自个儿的工作我来负责!发的那些通告可不是用来让我违背的。至于‘耗子’这样的侮辱,我会追究责任的。”

屠弗塔用威胁的口吻说出了最后几句话,还以示抗议般地拿过一堆没拆封的信件,借由自己的整副姿态来表达,谈话结束了。

保尔不慌不忙朝门口走去,不过,转念一想,又折到桌子跟前,拿回了躺在屠弗塔面前那张书记写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留意着保尔的一举一动。这个尖刻又挑剔的年轻小老头竖着两只警觉的大耳朵,看上去令人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不动声色的嘲讽语气说道,“硬要说我‘破坏统计工作’自然是可以,不过你倒是和我说说看,倘若有人事先没递申请书就一命呜呼了,你有什么妙招去惩治他们呢?要知道,这种事儿谁都有可能摊上:只要他想——说病就病,只要他想——说死就死,而这方面的通告,恐怕是没有吧。”

“哈—哈—哈!”屠弗塔的助手没能守住中立,欢畅地纵声大笑起来。

屠弗塔手上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笔掷到了地上,却并没来得及向对手发起回击。有几个人大声说笑着成群涌入了房间。奥库涅夫也在其中。大家又惊又喜,嘘寒问暖,没完没了。过了几分钟,房间里又进来一帮年轻人,里面就有奥莉嘉·尤列涅娃。她茫然失措但却欣喜地握住保尔的双手,久久不放开。

保尔不得不把自己的整个经历又从头讲述了一遍。同志们那由衷的喜悦,不造作的友谊和同情,紧紧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令他一时忘却了屠弗塔。

讲到最后,保尔把自己跟屠弗塔的谈话告诉给了同志们。周围响起了愤怒的呼声。奥莉嘉赏了屠弗塔一个蔑视的眼神,就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找涅日达诺夫去!他会给他那个积满灰的脑筋通通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攀住保尔的双肩,二人就跟同志们一齐尾随在奥莉嘉的后面。

“应当撤了他的职,再把他派到潘克拉托夫那里,到码头上干一年的装卸工。屠弗塔这个人,简直就是个食古不化的官僚主义!”奥莉嘉愤愤地说。

团省委书记面带宽和的微笑,听取了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其他人对于从登记分配部撤下屠弗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这事儿没什么可说的,这就给他发团证。”涅日达诺夫先是这样安慰了奥莉嘉,紧接着又说道,“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屠弗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根本缺点。不过呢,也得承认,他的那摊子业务搞得相当不错。但凡在我待过的团委机关,那里的统计跟核算工作搞得呀——简直是无路可行的密林子,没有一个数字是靠得住的。可在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里,统计工作就做得很好。你们自己也知道,屠弗塔有时候在自己部门里一待就待到夜里。我是这么想的:撤掉他随时都是可以的,可要是换上个小伙子顶替他,人或许干脆利落,可干起统计员来却不中用,这么一来,官僚主义是没有了,可就是连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准臭骂他一顿。这在一段时间里会奏效的,往后咱们看看再说。”

“好吧,那就去他的吧!”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咱们走,到索洛缅卡去,咱们俱乐部今天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人知道你的事儿呢。就突然来那么一下子:‘现在有请柯察金讲话!’保夫鲁沙,你没死,真是好样的!要不,若真是那样的话,还怎么为无产阶级所用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总结了一番,便将保尔一搂,推着他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嘉,你来吗?”

“一准来。”

到了午饭的时候,潘克拉托夫一家没有等到保尔,到了夜里他也没回去。是奥库涅夫把这位朋友带回自己的住处了。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个单独的房间。他倾力款待了保尔,随后,又将成捆的报纸和两厚本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摆到保尔身前的桌上,提议道:

“看看这全部的成果吧。你患一次伤寒白耽误了不少时间,好些日子哗哗地就流过去了。你读一读,了解一下已经过去了的事儿,和眼下的情况。我傍晚回来,咱们再一块儿上俱乐部去。要是累了呢,就躺下睡会儿。”

这位团区委书记将一沓文件、凭据、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兜(奥库涅夫基本上对公事包不理不睬,一直让它躺在床底下),接着又告别似的绕房间兜了一圈,便走掉了。

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只见房间地板上铺满了摊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给拖了出来。当中有一部分在桌上码成了一摞。保尔坐在床上,正念着几封中央委员会近期的指示信,信是他从朋友的枕头底下找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佯装作生气的样子嚷道,“哎,停,停,这位同志!你看的可是机密文件啊!这可真是引狼入室!”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到一边:

“这里头还真没有什么秘密,倒是那个被你用作灯罩使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连边儿都烤焦了。你瞧见没?”

奥库涅夫拿起那页烧焦的纸,看了看标题,然后用手掌拍了下自己的脑门:

“我可是已经找了它三天了,可它就是不见踪影!就跟沉到了水底下似的,消失了!现在我记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拿它做了灯罩,可他自己后来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叠起那页文件,把它塞到了褥子底下,“过些时候咱们会把一切收拾整齐的。”他放心地说道,“咱们现在吃点儿东西——然后就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过来坐!”

奥库涅夫从衣兜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推到边儿上,在腾出来的桌面上铺了张报纸,抓起鱼头就开始朝桌子上摔打。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椅子上,上下颌卖力地咀嚼着,以半开玩笑半正经的方式,告诉给了保尔一些新鲜事儿。

俱乐部里,奥库涅夫经由工作人员通道把保尔领进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一角,靠近舞台右侧那架钢琴的地方,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挤坐在一起。安娜对面“端坐”着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正在椅子上晃个不停。他面色红润似八月的苹果,身穿一件破到家的、一度曾为黑色的皮夹克。沃伦采夫长着一头麦穗色的头发,眉毛也是这种颜色。

茨韦塔耶夫坐在他的旁边,胳膊肘随意地支在钢琴盖上。他是个有着一头栗色头发、嘴唇轮廓线清晰的英俊青年。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帮人,正好听到安娜的末了几句话:

“有的人总变着法子想要把吸收新同志的工作搞复杂。茨韦塔耶夫就具备这一点。”

“共青团不是任人随便出入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用略带粗鲁的轻慢口气执意反驳道。

“你们瞧,你们瞧呀!尼古拉今天多神气,活像个擦得锃亮的茶炊!”塔莉亚一见奥库涅夫,就兴奋地大叫一声。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堆,大家纷纷抛出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咱们开始吧。”

奥库涅夫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弟兄们,稍安毋躁。托卡列夫这就到,人一来咱们就开会。”

“这不,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迎面朝他跑过去。

“走,老爷子,咱们去后台,我让你见见你的一个熟人。你准会大吃一惊!”

“又搞什么名堂?”老头吐了口烟卷,嘟囔道,可是奥库涅夫已经抓起他一只手,把他拽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铛摇得震天响,就连那些说话成瘾的人也都赶忙停止了交谈。

托卡列夫身后,在用青色针叶围成的蓬松边框里,是那位天才的《共产党宣言》创作者狮子脑袋一样的头像。就在奥库涅夫宣布会议开始的这档儿,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在就团组织当前任务进行讨论之前,在这里有一位同志要求先说两句,并且我和托卡列夫也一致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内响起一片赞同的声音。于是奥库涅夫一口气说道:

“现在有请保尔·柯察金致欢迎辞!”

大厅里的一百个人当中,不下八十个都认识保尔,于是,当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儿青年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舞台边缘并开始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给予了他充满喜悦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缓的,但这却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是的,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能回来我很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我从奥库涅夫那里读到,咱们索洛缅卡区多了三分之一的新弟兄,在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这样的私活了,报废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整修。这表明,咱们的国家获得了重生,并且正在积聚力量。活在世上是大有可为的!啊,在这样的时运下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儿,保尔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两眼迸发出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步入会堂,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飞快地同几个人握了握手。朋友们腾出了块儿地方,保尔便坐下了。塔莉亚把一只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住了它。

安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睫毛微微颤动,眼中流露出惊奇与热切的神情。

日子一天天地溜了过去。这些日子不可谓是稀疏平常。每一天都会带来某样新的内容,于是,每天早上分配自己时间的时候,保尔都会苦恼地发现,一天的时间太少,想干的事情总有一些干不完。

保尔就住在了奥库涅夫那里。他在铁路工厂当电工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许久,才暂时说服了他,同意自己暂不承担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而你却想躲到车间去享清福。你别拿病来跟我说事。上回我得过伤寒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儿到区委会上班的。你这人,保尔,我可是知道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实话吧。”奥库涅夫朝他逼问道。

“实话嘛,尼古拉,那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叫出了声:

“啊哈!……原来如此!你想学,那么依你看来,我就不想吗?老兄,这可是利己主义。就是说,我们呢,忙得团团转,你呢,却在一旁学习?不成,亲爱的,明天你就上组织部去吧。”

不过经过了一番持久争论,奥库涅夫还是屈服了:

“两个月先不招惹你,你可得领会我的好意。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准合不来,他很是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重返铁路工厂一事,茨韦塔耶夫是心怀戒备的。他相信保尔一回来就会开始争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大症患者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错误。当得知厂团委要吸收他加入团委班子的打算后,保尔亲自找去了书记办公室,并且援引他同奥库涅夫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从议事日程上拿掉了这个问题。在车间团支部里头,保尔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不过团支部里的工作他并未插手。不过呢,尽管正式脱离了领导岗位,可保尔对于团队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看得出来的。他有好几次不声不响、友好善意地把茨韦塔耶夫带离了困境。有一回,茨韦塔耶夫一进车间就惊奇地发现,整个支部的年轻人和三十多名非团员同志正在忙着擦窗户和清理机器,刮去里头积攒多年的污垢,还把废物跟垃圾都挪到了院子里。保尔正拿着把硕大的拖把,奋力抹着满是油脂的水泥地面。

“你们干吗这么花工夫捯饬?”茨韦塔耶夫困惑地问保尔。

“我们不愿在垃圾堆里工作。这里已经二十年没人打扫过了,我们要用一星期的时间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略地回答他道。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了。

电气工人们并不满足于此,又着手收拾起了院子。这个大院子长久以来就和个垃圾场似的。那儿没你找不到的东西!好几百个轮轴、堆成了数座山的废铁、钢轨、火车缓冲器、轴箱——上千吨的钢铁就放在露天里任其生锈。可是,清理这个垃圾场的行动却被厂领导叫停了:

“有更重要的任务,院子的事儿先缓缓。”

于是电工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块铺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又固定了一张用来刮鞋泥的铁丝网,这才罢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理工作仍于每晚下班后持续进行着。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到这儿来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在闪闪发亮。几扇以铁栅作框的巨大玻璃窗一甩多年混着油垢的积尘,为阳光开辟出一条通路。阳光照进机器房,把柴油机上擦得锃亮的铜件映得明晃晃的。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漆,甚至还有人在轮辐上精心绘制了几个黄色箭头。

“嗯……可以……”斯特里日吃了一惊。

在车间的偏远一隅,有几个人就要完工了。斯特里日朝那里走去。保尔拎着满满一罐稀释好的油漆,迎面朝他走了过来。

“请等一等,亲爱的小伙子。”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了你们油漆?要知道,没有我的批准,我不许消耗油漆——这种材料稀缺啊。去粉刷机车部件可比你们现在干的事儿更重要。”

“油漆是我们从废弃的油漆筒里弄出来的。我们对着那堆旧玩意儿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磅左右。这里头整个都是合乎规定的,技术领导同志。”

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但已经带着不好意思了:

“那么,当然了,你们就干吧。嗯好的……还有挺有意思的……该怎么解释这种……这要怎么表达才好,自愿力求车间清洁的行为呢?这不是你们在休息时间完成的吗?”

保尔从工程领导的语调当中听出他是真不理解。

“当然。那您是怎么以为的呢?”

“是啊,不过……”

“您怎么能有‘不过’呢,斯特里日同志。是谁告诉您,布尔什维克会留着这些垃圾不管呢?等着吧,我们还要更广地推动这件事儿。还会有叫您吃惊的事情等着您瞧呢。”

说完,保尔小心地绕过了工程师,好不把油漆蹭到他身上,朝着门口走去。

保尔每晚都要在公共图书馆待到很晚才走。他跟这里统共三个女馆员都混得铁熟,并且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的动用,终于取得了能够随意翻阅书籍的许可。保尔把小梯子挪到那些高大的书橱近旁,一连几小时坐在上头,一本接一本地翻阅着,找寻着有趣并有益的书。旧书占了大多数,为数不多的新书都摆在一个不大的橱子里。这里有些偶然收集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资本论》啦,《铁蹄》啦,还有一些别的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斯巴达克思》这本小说,保尔花了两个晚上攻下了这本书,并且把它跟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摆在了一起。他总爱把那些最有意思和内容最相近的书这么摆放。

图书馆馆员们对此从不干预——反正怎么摆对她们来说都是一样。

一件起初显得无关紧要的事故,猛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翘鼻子、脸上堆着几丛麻子、磨磨叽叽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把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给弄坏了。弄坏的原因是他自己那可恶的疏忽作风,甚至比这还糟糕——几乎是故意为之了。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叫菲金在板子上钻几个眼儿。菲金一开始不干,不过在这位工长的坚持下,他还是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对人总是求全责备,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曾是个孟什维克。他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与,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不过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也尽职尽责。这位工长发觉菲金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就赶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掉了。

“怎么,你是瞎了,还是昨天才到这儿啊?!”他冲菲金喝道。他知道,照这样个钻法,钻头势必要坏。

可是菲金对着工长骂骂咧咧,并且重又启动了钻床。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告状了,而菲金呢,为能在领导来之前把一切弄妥当,也不把机床停下,就跑去找注油器。等到他找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份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共青团支部替菲金说话了,依据是霍多罗夫老是压制青年积极分子。领导仍坚持开除,于是这件事就上到了工厂团委会进行研究。事端便由此开始了。

团委会的五位委员当中,有三位主张处分菲金,并要把他调去别的岗位。茨韦塔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两位委员则全然认定菲金并无过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房间里举行的。屋里头摆了张盖着红布的大桌子,几条长凳和圆凳,是木工车间的小伙子们亲自动手做的。墙上挂着几幅领袖像,桌子后边是一面大展的团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职是一名锻工,由于自己最近四个月表现出的才干,被提拔到共青团的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打铁,在铁路工厂是个新人。才初来乍到,他就独揽起了大权。他自负又独断,一下子把大伙儿的个人首创精神给束缚住了,他凡事都要一手包办,可又包办不了全部工作,便开始对自己的副手们横加批评,嫌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慵懒地躺在那把从红角搬来的仅有的软圈椅里,主持着会议。这是一次内部会议。正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不知是谁敲了敲已被门钩挂好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地皱起了眉头。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卡秋莎·泽列诺娃起身解开门钩,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便把他放了进来。

保尔已经朝着一只空板凳走了过去,这时,茨韦塔耶夫叫住了他:“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颊红了,他缓慢地扭身转向桌子:

“这我知道。我很关心你们对于菲金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想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在场吗?”

“我不反对,可是你也知道,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一多,会给讨论增加难度。不过你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吧。”

遭受这样的侮辱,保尔还是头一回。他额头的两眉之间起了褶皱。

“何必搞这些形式主义?”霍穆托夫表示了自己的不赞成,但保尔打了个手势制止了他,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这正是我想说的,”霍穆托夫说道,“说起霍多罗夫,的确,他这人是不合群,可咱们的纪律也不怎么样。要是所有团员都开始这么弄碎钻头,咱们可就没家伙干活了。这可给团外同志们开了个坏头,并且是个一点儿都不像话的头。我认为,应当给这小伙子记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不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十分钟左右,就了解了团委的态度。到了快要表决的时候,他申请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让他发言。

“同志们,就菲金事件,我想同你们谈谈我的想法。”

保尔的声音出乎自己意料地严厉。

“菲金事件——这不过是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菲金本身。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它们是考勤员提供的。请留心听好: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经常性旷工一到两天,与此同时,团外青年旷工的是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厉害。我顺便还做了些记录:有百分之四的党员每月旷工一天,迟到的也占百分之四。有百分之十一的非党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占百分之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咱们活干得比党员和成年工人差得多。不过这种状况各处也不尽相同。锻工车间叫人只能羡慕,电工车间也还过得去,可剩下那些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才讲了四分之一。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找齐差距。我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进行鼓动,但我们必须开足火力去抨击玩忽职守跟纪律涣散的现象。老工人们讲得很直白:从前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倒干得要更好些,更认真些,可如今呢,咱们自己做了主人,这样都没有辩解的理由。犯错的首先不单是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跟你们,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丑恶现象狠狠做斗争,反而,有时候还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袒护像菲金这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在这里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说的,是‘板上钉钉儿的自己人’:他是积极分子,还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了钻头嘛——想想看,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还没干过。况且小伙子是咱们的人,那位工长可是个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霍多洛夫做过工作……这个爱挑剔的人可是有三十年工龄了!咱们且不谈他的政治立场。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胡乱毁坏进口用具。这种怪事儿该怎么说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就要打响第一炮,从这一块开始发起进攻。

“我提议:把菲金作为在生产中懒惰怠工、玩忽职守的破坏分子,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他的事件应当登在墙报上,并且要开诚布公地把这些数字刊在社论里,不要怕任何议论。咱们是有力量的,咱们是有依靠的。共青团员的主力都是优秀的生产者。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经受过历练,而这段阅历是最能考验人的。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参与,咱们一定能把那个差距给找齐。只是应当永远地摒弃掉现有的这种做事方法。”

保尔一向安静寡言,眼下的一席话却讲得热情而尖锐。茨韦塔耶夫是头一回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对的,可是,由于戒备心作祟,便不情愿对保尔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将保尔的发言视作是对团组织全盘工作的尖锐批评,是在损害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于是决定向这名电工发起猛击。在自己的反对意见里面,他径直从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这一条开始指责保尔。

激烈异常的争论一连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结果才出来:茨韦塔耶夫被多个无懈可击的事实所打败,丢掉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些人转而站到了保尔一边。茨韦塔耶夫迈出了错误的一步——破坏民主:在最终表决前,他提出要保尔离开房间。

“好的,我这就离开,尽管这对你来说不是件光彩的事儿,茨韦塔耶夫。我只是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依旧固执己见,明天我就在全体大会上提出来。并且,我相信——那儿的多数人不会支持你。你,茨韦塔耶夫,是错的。我认为,霍穆托夫同志,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基层党组织。”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高喊道:

“你有什么可吓唬我的?没有你我也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事儿呢。要是自个儿不干活,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拿手揩了揩发烫的前额,然后穿过空荡荡的机关,朝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他点了支烟,朝拔都山那座托卡列夫住的小房子走去。

保尔走到的时候,正赶上这个钳工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说来让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端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招呼保尔坐到椅子上,一面说着。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跟丈夫正相反,生得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摆到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抹了抹湿润的嘴唇,温和地说:

“吃吧,小家伙。”

从前,当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是他家的常客,一待就待到很晚。不过这次回城后,他还是第一次到老汉家来。

老钳工用心听着保尔的讲述。他自己什么都不言语,只忙着用勺子吃饭,不时轻轻地嗯两声。吃完饭,他拿手帕抹了抹胡子,这才清了清嗓子,说道: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情好好地抓一抓了。铁路工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里开始。这么说来,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他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的吗?对了,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呢?”

“我在车间。总之呢,就是什么都干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张不开口了。

“我当初身体还不是太好,又想着多学点儿东西,就没参与正式的领导工作。”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用不赞成的口气高声说道,“要知道,孩子,你身体虚弱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训你一通。那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是的。”

“那就这样,好好地把工作抓起来。时间不等人。谁见过旁人干等着就能成事的!况且任何人都能说你是在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话说。明天你就去把这些纠正过来,我会把奥库涅夫好好臭骂一通的。”托卡列夫带着不满的语气结束了讲话。

“老爷子,你可别惹他,是我自己请求不承担工作的。”

托卡列夫鄙夷地吹了声口哨:

“你请求他,他就答应你啦?那么,好吧,真拿你们这帮团员没办法……来吧,孩子,照老规矩给我念念报纸吧……我的眼睛不行了。”

党委赞同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摆在党团员们面前的,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做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起初他摆出一副公鸡想要斗架的架势,但是,那位上了年纪、被痨病烧得面色蜡黄无光的党委书记洛帕欣的一席发言,却将他逼到了角落里,茨韦塔耶夫屈服了,承认了一半的错误。

到了第二天,几篇文章出现在铁路工厂的墙报上,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念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的团员大会上,来的人异常多。所有的议论都跟这些文章有关。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吸收了一名新同志,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他就是保尔·柯察金。

人们特别安静而认真地听取了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了新的任务,还谈到了工厂所进入的新阶段。

会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儿走吧。有些事咱们得谈谈。”他朝这位书记走了过去。

“有什么好谈的?”茨韦塔耶夫闷声问道。

保尔挽住他的一只胳膊,带着他走了几步,在一条长凳前停下了。

“坐一会儿吧。”他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星火忽明又忽暗。

“告诉我,茨韦塔耶夫,你为什么把我当成眼中钉呢?”

几分钟的沉默。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工作的事儿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用起伏的语调说道。

保尔把自己的手掌坚定地放在他的膝盖上:

“得了吧,季姆卡,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官才来这套呢。你这就给个回答:我为什么不合你的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抖了抖身子,说:

“你干吗纠缠不休?哪有什么眼中钉!当初我可是曾亲自提议让你担任工作的。你拒绝了,可现在呢,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从他的声音里没有听出诚意,却并未从他膝盖上拿开手,他激动地说道:

“你不愿回答——那就由我来说。你是觉得,我挡了你的道,觉得我想抢你书记的位置吧?若不是这样,就不会为了菲金吵起来了。这样的关系将有损于整体工作。要是它只妨碍到了咱们两个,那就随它去吧——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无关紧要。可我们明天还是要结伴工作的。这样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听着,咱们之间没什么好争的。你我都是工人。要是你觉得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和我握个手,从明天起咱们友好相处。要是你不把这些乌七八糟的念头从脑袋里剔除出去,还是一味地走那条闹无原则纠纷的窄道儿,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同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是伸给你的手,握住它吧,趁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心满意足地感到,茨韦塔耶夫把他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手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区党委的人们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各个科室都逐渐安静了下来。不过托卡列夫还没走,老人坐在圈椅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些新材料。有人敲了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道。

保尔走了进来,将两份填好的表格摆在了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这个,老爷子,是我杜绝不负责任的凭证。我想是时候了。如果你也这么觉得的话,那就请你给予支持。”

托卡列夫扫了眼表格的标题,随后,他注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就一言不发地拿起钢笔,在表格上写着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党龄的地方,用刚劲的笔迹认真填上了“一九零三年”,又从旁边工工整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喏,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儿,到索洛缅卡的站前林荫道上去,到栗子树底下乘乘凉。

“快结束吧,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汗流浃背地央求他道。卡秋莎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他。

保尔合起书。小组学习结束了。

所有人刚一起身,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交谈声,同电话里的人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朝向保尔。

“车站上停着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专列,他们的电灯不亮了。列车一小时后开,得把线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过去吧。事不宜迟。”

两节漆得光亮的国际列车正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客厅车厢有几扇宽大的窗户,里面灯火通明。可边上的那节车厢里却是一团漆黑。

保尔走到那节豪华的客车厢前,单手抓住扶手,就要往车厢里走。

这时,由站房那边快步跑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公民,您往哪儿去?”

这是个熟悉的声音,保尔回头望去。来人身穿皮夹克,头戴宽檐制服帽,细薄的鹰钩鼻,眼神里是狐疑和戒备。

阿尔秋欣直到这时才认出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肩上滑落下来,脸上也不再紧绷,不过两眼仍旧是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去哪儿?”

保尔简捷地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这就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在列车员后面走进了客厅车厢,有几个人坐在里面,都穿着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坐在桌子边上,桌上铺着玫瑰图案的丝织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这个电工刚一进来,谈话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一下连接车厢里最后一盏灯和走廊的几条线路,发现它们一切正常,就走出客厅车厢,继续查找故障。在他身后紧跟着那个肥硕的列车员,他的脖子同拳击手的一般粗,制服上钉着许许多多带独头鹰图案的大铜纽扣。

“咱们到隔壁车厢去吧,这儿一切正常,蓄电池也照常工作。故障呢,大概是出在那边。”

列车员转动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漆黑的走廊。保尔拿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没过几分钟,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起来,黯淡的白色灯光把走廊照亮了。

“得打开包厢,那里必须更换灯泡,它们已经烧坏了。”保尔对自己的临时旅伴说道。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又不愿让保尔单独留下,就带上了他。

女人第一个进了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停在门口,拿自己的身子堵住了门。首先映入保尔眼帘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随意丢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小瓶香水和一只袖珍的翡翠色粉扑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着自己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监督着电工的工作。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小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吃力地弯起自己的牛脖子,点头哈腰地讨好道。

女人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滴滴地说:

“您可以走了。”

他们的对话用的是波兰语。

走廊里的一束光线落在女人肩上。这位太太穿着第一流的巴黎工匠用至薄的里昂丝绸缝制出的精美连衣裙,裸露出双肩和手臂。她那小小的耳垂上,闪动着一粒璀璨的水滴形钻石。女人的脸隐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一侧的肩膀和手臂,宛若象牙雕刻出来的一般。保尔飞快地操作着螺丝刀,换好了车顶板上的灯线盒,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差检查第二盏灯了,它在女人坐的沙发的上方。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保尔在她面前站定,说道。

“哦是啊,我妨碍到您了。”这位太太用地道的俄语回答,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起身,站在了几乎能挨着保尔的地方。现在能看清楚她的全貌了。那熟悉的细尖眉毛,傲慢地紧抿着的双唇,不用怀疑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个律师的女儿无法不注意到他惊异的目光。然而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列辛斯卡娅却没看出来,这个四年后已经长大的电工就是她那个不安生的邻居。

她轻蔑地皱起眉头,作为对他那副惊讶表情的回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停了下来,在那里用一只脚上小巧精致的漆皮便鞋的鞋尖不耐烦地磕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起了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光亮看了看,然后出乎自己意料地,也更加出乎列辛斯卡娅意料地,拿波兰语问道:

“维克多也在这儿吗?”

保尔问这话的时候没有转身。他看不到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了她的仓皇失措。

“难道您认识他?”

“甚至说得上很熟。咱们以前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了身。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打住了。

“女厨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可真快呀!记得您那会儿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可您为什么要关心维克托呢?在我印象当中,您与他并没什么交情。”涅莉操着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希望能藉这场不期而遇来解解闷。

螺丝刀快速地将螺钉旋入墙壁。

“维克托还有笔债没还。等您见到他的时候,请转告他,我还指望着能清算这笔债呢。”

“请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心里清楚,保尔所谓的“债”是指什么。彼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事儿,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不过是想戏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挖苦他。

保尔默不作答。

“请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了个精光,并且要被拆毁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恐怕也全给翻腾得不成样子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如今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我们也没打算拆毁它。”

涅莉尖刻地冷笑一声,说:

“呦,看来您也受过教育啦!不过呢,顺便提一句,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太太,而您还是跟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的活,也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能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阅读。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床单,而您给我们挑水。如今咱们又见面了,地位还跟以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幸灾乐祸地说了这一席话。保尔拿刀子削着电线头,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望着这个波兰女人。

“要说为了您,公民女士,我是连一颗生了锈的钉子也不会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得保持信誉,我们也不会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说粗鲁话,断不能像您这样。”

涅莉的脸红了。

“要是你们得以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也剁成肉饼呢,还是把我抓去供自己当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妩媚地拱起身子,那对闻惯了可卡因的鼻孔抽动了一下。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身子,说:

“谁要你们呢?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叫你们丧命。你这样的,就是白给我做老婆,我也不要!”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涅莉闪到了一边,都已经到走廊尽头了,他才听见她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在到图书馆去的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的工作服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往哪里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去图书馆,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学着她的腔调答道,他轻轻抓住卡秋莎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路边。卡秋莎挣开他的手,走在他身边。

“听着,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嘛……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求我把你带去了。你一门心思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去消遣一下,散散心?要是你今天不念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这是个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模仿着他的口气,嘲笑说:

“干些什么!又不是去祷告上帝,不过是快乐地消磨时光——并且因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一次没听你拉过呢。哎,你就满足我这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不过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对你很感兴趣,可你却是为书本消得人憔悴。是哪儿写着这条,说共青团员不能有些许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否则我跟你绝交一个月。”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也是名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让姑娘扫兴,所以,尽管感到不习惯并且有点羞怯,他还是同意了。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中人头攒动,一派热闹。为了不妨碍年轻人,大人们都去了另一个房间。在大房间里和通往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约摸有十五个姑娘跟小伙子。当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的中央背靠背地摆了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发令,她喊到谁,被喊到的小伙子和姑娘就要坐到椅子上。女发令官再喊:“喂鸽子!”背靠背坐着的两个年轻人就要扭过脑袋,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吻。后来还玩了“丢戒指”“邮差送信”,并且每一种游戏都断然是要接吻的,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转移到了特意熄了灯的房间。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还躺着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的邻座是个自称叫穆拉的女孩儿,大概有十六岁,一对天蓝色的眼睛含情脉脉。她递给他一张纸牌,并轻声说:

“紫罗兰。”

多年以前,保尔见识过这样的晚会,尽管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可他也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不过现在,当他跟小城市里的小市民生活永远地断了关系后,在他看来,这个晚会就显得荒唐并且有点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在他手上了。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非常喜欢您。”

保尔望向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害羞。

“为什么?”

问题提得不太好回答。不过答案穆拉早就准备好了。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朝姑娘转过身子,尽量把语调放柔和,问道:

“你干吗要玩这种胡闹的把戏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所措地问: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表白吗?”她任性地噘起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可他倒是很想知道,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她在一所七年制中学里上学,她的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知道他并想跟他认识了。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娃,沃伦采娃·穆拉。”

“你哥哥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吧?”

“是的。”

现在保尔知道他是在跟谁打交道了。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看来,他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的妹妹,使她成长为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近一年以来,她开始着了迷般地到女友们家中参加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家中见过保尔几次。

穆拉现在感觉到,邻座的人并不赞成她的行为,于是,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觉察到保尔的哂笑,便断然拒绝了。

他们又坐了几分钟。穆拉讲了讲自己的事情。这时,卡秋莎朝他们走了过来。

“手风琴拿来了,你拉吗?”说着,她调皮地眯起眼睛,望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边坐下,在周围的一片笑声和叫声中对她说:“不拉了,我和穆拉这就离开这儿。”

“啊哈!这么说,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拖着长音说。

“是啊,腻了。你告诉我,除了你我,这里还有共青团员吗?还是只有咱们俩落进了这个‘鸽子迷’的阵列?”

卡秋莎以一种和解的口吻宣布道:

“那些怪游戏已经不玩了。咱们这就要跳舞了。”

保尔站了起来。

“成啊,你跳吧,姐们儿,不过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只有保尔一人在家。

“保尔,你忙得很吗?你愿不愿意和我一道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咱们两个人走会更开心,只是要很晚才能回来。”

保尔飞快地收拾了一下。他的床头上挂着那只毛瑟枪,它太重了。他便从桌子里掏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装进了口袋。他给奥库涅夫留了张字条,又把钥匙藏在约定好的地方。

他们在会场上遇到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大家坐在一起,几次会间休息的时候还同在广场上散了散步。正如安娜所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要不,去我那儿睡吧?已经很晚了,走着又远。”奥莉嘉向安娜提议。

“不了,我跟他可是已经说好的。”安娜拒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沿着大路往下走,这两个索洛缅卡人则走了上坡的路。

这是一个闷不透风而又漆黑的夜晚。城市睡了。参会的人们沿宁静的街道四散而去。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地归于平息。保尔和安娜很快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荡荡的集市上,一支巡逻队拦下了他们,查验过证件后才放行。他们穿过一条林荫道,走上了一条没有灯光、没有人烟的街道,这条街处在一片荒地之中。往左一拐,就走上了那条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这个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感到了不安。她不住打量着暗处,牛头不对马嘴地断断续续回应着保尔的谈话。直到看清一个可疑的阴影不过是根电线杆子的时候,安娜才笑了起来,并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给了保尔。她挽着他的手臂,肩膀紧偎着他的肩膀,这才放下心来。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却像个老太婆。你也许会当我是个胆小鬼。那可就不对了。不过今天我的精神状态格外紧张。不过现在呢,感到你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闪现出的火光,他刹那间被映亮的侧脸,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都驱散了她的恐惧,这恐惧由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从会上听说的波多拉区昨天那起凶杀案所引发。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走过小河上的小桥,沿着站前公路朝隧道走去;这条隧道修在几条铁路的下面,是连通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部分。

火车站已经远远地落在右后方了。隧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上。这里就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

隧道上面的铁路线上,亮着各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交相辉映,而在机车库的旁边,一辆调度机车正疲惫地喘着粗气,开回车库进行夜间休息了。

隧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盏路灯,挂在生了锈的铁钩子上。它在风中微微摇曳着,那昏黄的灯光就在隧道的这面墙和另一面墙上来回移动。

在距离隧道入口约十步远的地方,紧靠公路,矗立着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前,一枚重炮弹击中了它,房子里面全都炸毁了,房子的前半部分也坍塌成了一片废墟,如今,它就敞露着巨大的洞口,如同一个路边乞丐,展示着自己的寒酸相。这时可以看见,隧道上面正有一列火车沿路堤疾驰而过。

“咱们总算快到家了。”安娜稍微松了口气说。

保尔试图悄悄抽回自己的手。边往隧道走,他边下意识地想要腾出那只被女伴捉着不放的手。

但是安娜没有放手。

两人打那座小破房子边走过。

这时,从后面传来了忽高忽低的脚步声,那是有人在急促地奔跑。

保尔使劲往回抽手,但是惊慌失措的安娜却把它紧紧往自己这边拽。等到他终于用力抽出了手的时候,却为时已晚。保尔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箍住了,接着又朝边上狠拧了一把——他的脸就冲向了袭击者。那人一只手紧紧揪住他的衣领,勒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拿着巴拉贝伦手枪,在他面前慢慢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瞄准了保尔的嘴巴。

电工保尔的两眼像中了魔法一样,极度紧张地追随这道弧。死神从枪口中窥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视线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着挨枪子。可是枪并没有响,他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看清了歹徒的脸:大脑壳,宽颌骨,很久没刮的络腮胡子黑黢黢的,一对眼睛隐在宽大的帽檐底下。

保尔用眼角扫见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就在当下,三名歹徒里的一个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将她推倒在地。通过反射到隧道墙壁上的影子,保尔看见又一名歹徒朝那边奔了过去。身后的破房子里,一场搏斗正在进行。安娜拼命抵抗着,一顶制帽堵住了她的嘴,含混的喊叫声中止了。抓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不情愿只做个兽行的旁观者,他像一头野兽,迫切想要扑向猎物。这人显然是个头目,并且这样的角色分配很是不合他的心意。眼前这个被他给逮住了的男青年实在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库的小徒工”。这个小毛孩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危险。“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好好地比划上两三下,并且指给他到荒地那边去的路——他准会撒腿就跑,头也不回地一路跑到城里头。”于是,他松开了拳头。

“赶紧滚蛋……打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你要是敢吱一声——就喂你子弹吃。”大脑袋拿枪身戳了戳保尔的脑门。

“滚。”他嘶哑着嗓音挤出这个字,还放下了枪,免得保尔担心子弹从背后飞过来。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视线不离大脑袋。

歹徒明白了,这个男孩还是害怕挨枪子,转身便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的一只手迅速伸进了口袋。“得赶快,得赶快!”他一个急转身,左臂向前平举,枪口才一对准大脑袋,立刻就是一枪。

歹徒意识到错误已经迟了,他还没来得及抬手,一颗子弹已经钻进了他的腰部。

中枪后,他摇晃着倒向隧道的墙壁,闷声哼叫了一声,他用一只手扶着水泥墙面,慢慢瘫坐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房子的破洞里钻出来,溜下了深沟。保尔照着他放了第二枪。接着,又一条黑影,弓着背,连蹦带跳地跑进了隧道的暗处。保尔再开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飞溅的灰土撒了那人满身,只见黑影往边上一跳,便融进了黑暗之中。保尔对着黑影连开三枪,勃朗宁枪声惊扰了夜的宁静。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条蛆虫一样蠕动着身子,陷入了濒死的状态。

安娜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恐万状,在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的时候,她望着不停抽搐的歹徒,有点不能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拉到光亮照不到的暗处,然后他们转身就往城里跑,冲向火车站。而在这时,在隧道旁边的路基上,已经有灯光在闪烁,铁路线上响起一声沉闷的报警的步枪声。

当两人终于抵达安娜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已经有雄鸡在报晓了。安娜斜倚在床上,保尔坐在桌边。他抽着烟,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的歹徒是他在自己人生中杀死的第四个人。

究竟是否存在总能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精神呢?他回想着自己的全部感受和心境,坦白地说,在最初几秒钟,那黑洞洞的枪口让他的心都结了冰。再说,让两个歹徒跟没事人似的跑掉了,难道就只怪他一只眼睛失明和只能用左手射击吗?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可以射得更准些的,但却由于紧张和忙乱而没有命中,这些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灯光打在他的脑袋上,安娜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任何一次活动。不过,他的双眼是平静的,只有额上的那道皱纹道出他正在苦苦思索。

“你在想什么,保尔?”

他的思绪被问题所惊搅,便如同一缕轻烟从半圆形的光影中飘散开去。他把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念头说了出来:

“我必须去一趟警备司令部。得把这事儿的整个经过做个交代。”

他忍住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没有立刻放开他的手——她不愿一个人待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保尔——这个如今对她而言是这样宝贵和亲近的人消失在夜色中——才关上了门。

警备司令部里,保尔的到来使得人们弄清了铁路警卫队报来的无头案。死者马上就被认明了:这是刑事侦查处里无人不晓的一名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到了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发生在隧道附近的这起事件。这件事情还引发了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的一场意外冲突。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刻,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了自己跟前。茨韦塔耶夫引他到走廊上,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停了下来。他很激动,一时不知从哪里讲起,末了说出来这么一句:

“你说说昨天的事。”

“你不是都知道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宁地耸了耸肩。保尔这个电工不知道,隧道旁的事件对茨韦塔耶夫的触动要比其他人厉害得多。保尔这个电工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冷淡,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是情有独钟。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刚从拉古京娜那儿听说了隧道附近发生的事,意识里就有个折磨人心、不得解的问题挥之不去。他无法将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向电工保尔提出,可是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自己的担忧是出于一种小气量的自私心理,不过这一次,经过一番矛盾的内心斗争,还是原始、兽性的情感占了上风。

“听我说,保尔,”他压低声音说道,“咱们的这场谈话不许泄露出去。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痛苦,你是不会说这个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就在你被歹徒抓着的时候,另外的人是不是把安娜强奸了?”说到最后,茨韦塔耶夫扛不住了,把目光移到了一边。

保尔这才隐约开始明白了他的心思。“倘若安娜对他来说无关痛痒,茨韦塔耶夫就不会这么激动了。可是,要是他如此珍视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他一感到自己的心思已被看穿,就恼了。

“你躲闪什么?我要你回答,你却倒审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过后,茨韦塔耶夫艰难地说:

“是的。”

保尔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离开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伙伴床侧来回转悠了一阵,才在床沿上坐下来,把手盖在了保尔正在读的书上。

“知道么,保尔,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从一方面看,就像是小事一桩,可从另一方面看来呢,又截然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有了点不值一提的事。你瞧,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但是见伙伴并没有笑他,就鼓起勇气说道,“再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那个意思了。总之呢,这整个的经过我就不和你说了,就算不开天窗一切也都瞧得见。昨天我们决定尝试一下建立二人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已经有投票权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共建生活,你怎么看?”

保尔思索了一下,说:

“尼古拉,我能回答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都相同,而塔莉亚又是一个格外好的姑娘……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住在机车库集体宿舍的伙计们那里去了。过了没几天,大家合伙在安娜那儿举行了一场不设食物和饮料的晚会——这是一场为纪念塔莉亚与尼古拉的结合而举行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忆往事,朗诵最为之动容的作品片段,还合唱了许多支歌曲,唱得好极了,战斗的歌声直到很远的地方都还听得到。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沃伦采娃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浑厚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的音色调和在一起,响彻整个房间。这天晚上,保尔很少能演奏得这般精彩,而到了潘克拉托夫跳起好得令所有人吃惊的舞步来的时候,保尔忘怀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风格,猛地燃起一团火:

欸,街坊们,街坊们!

坏蛋邓尼金好生悲伤,

都是西伯利亚的肃反委,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拉出过往,讲述着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和今日的友谊、斗争以及欢乐。可是,当手风琴传到沃伦采夫那儿的时候,这个钳工奏响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和着曲子,激烈地舞动起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疯狂地踩着切乔特卡舞步,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狂舞。

这里是指第奥根,古希腊哲学家,约公元前404年—前323年。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著,作者通过幻想小说的形式,预言了被其称为“铁蹄”的美国财阀阶级的寡头政权走向法西斯统治的必然发展道路。

这是意大利十九世纪著名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的一部杰出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74—前71年古罗马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

机关、学校为进行社会政治活动、学习而特设的地方。

基辅一处历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