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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章

第二章

思考中的朱赫来从嘴巴里取出那管短烟斗,用几根手指头小心地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熄灭了。

由十管烟卷氤氲出的灰色烟雾,像一团浮云似的缭绕在磨砂顶灯底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圈椅上空。人们坐在桌子后面,占据了办公室的边边角角,他们的面孔看上去有如掩映在一层薄雾之中。

托卡列夫拿胸口用力抵住桌子,紧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坐着。这个老汉气哼哼地揪着自己的胡须,偶尔斜眼瞟一下那个矮个子。这个人的嗓音不高,嗓门又大,一直兜着圈子说些如空蛋壳般无谓的废话。

阿基姆觉察到老钳工那斜视的目光,回想起一件童年往事:他们家养过一只好斗的小公鸡,名叫“啄眼”。它在进攻之前也爱这样不时地张望一下。

省党委的这次会议已经持续开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个谢顶的矮个子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秃头用灵活的手指翻弄着一沓文件,连珠炮似的说道: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才使得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我再重申一遍,就是再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没法拿出比四百立方米还多的木柴了。至于说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量,这简直是……”秃头挑拣了一下字眼,“乌托邦!”说完这番话,他骤然合上了小嘴巴,用紧抿的双唇传达着委屈。

接着是一阵沉默。时间上感觉像是过了很久。

朱赫来用手指甲轻轻地敲了敲烟斗,想把烟灰掸出来。托卡列夫打破沉默,用低沉浑厚的嗓音说道:

“别再说那些车轱辘话了。就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从前没有木柴,如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吧?”

秃头划拉了一下肩膀:

“同志,我很抱歉,木柴我们倒是事先准备好了,可是没有牲口往外运送……”他话说到半截打住了,掏出一块方格手帕来擦了擦亮晃晃的脑门,这之后却怎么也摸不到衣服口袋,便暴躁地把手帕塞到了公文包底下。

“可您倒是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送木柴呢?原先负责这项工作的那几个专家的确是心怀不轨,可是距离他们被抓已经过去好些天了。”从角落里传来杰涅科的声音。

秃头转过身子面朝他: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汇报了三次,表示没有运输工具就没法子……”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听说了,”老钳工满含敌意地瞪了秃头一眼,又嘲弄般地哼了一声,“怎么,难道您当我们全是傻子不成?”

听他这么问,秃头感到后背一阵发麻。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行为,我并不担责。”秃头回答得已经底气不足。

“他们伐木的地方离铁路有很远,这您可知道?”阿基姆问。

“听说过,但我没法向领导汇报发生在别人辖区里的非常规现象。”

“您手底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委员会主席向秃头发问道。

“将近二百人呢!”

“这帮废物每人每年就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愤愤地啐了口唾沫。

“我们给铁路林业委员会每个人的可都是重点口粮,是从工人的口粮里调拨出来的。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让你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委员会主席继续追问道。

秃头被四下里抛来的尖锐问题团团包围了,可他只一味敷衍搪塞,像是在应付一群要求兑现的难缠的债主。

他就像一条泥鳅,需要正面作答的时候一律开溜,可两只眼睛却滴溜溜乱转。他内心预感到了危险的临近。他既胆怯又焦虑,只有一个心愿——尽快离开这儿回家去。家中,尚未老去的妻子已经为他预备下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正读着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打发夜晚的时光,等他回去呢。

朱赫来一面不停细听着秃头的回答,一面在记事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对此人做进一步审查:这里面绝不是简单的工作不擅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咱们别再同他拉扯了,叫他滚蛋,咱们好谈正事。”

省执委主席读罢递给他的纸条,冲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起身朝前厅的电话机走去。当他返回的时候,省执委主席正宣读决议的末尾部分: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明显的怠工行为,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移交侦察机关做进一步审理。”

秃头做了最坏的打算。的确,说他怠工还撤了他的职,是对他的可靠度起了疑心,不过这无关紧要。至于博亚尔卡的那事儿——他大可放宽心,这并不在他的管辖地段之内。“呸,真见鬼,我还当这些人挖出什么来了呢……”

这时的他几乎已完全镇静了下来。他一边往公文包里收着文件,一边说道:

“也罢,我是名党外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可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我有什么没做到的,那只能说是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接他的茬。秃头离开房间,急匆匆跑下楼梯,这才松了口气,打开临街的房门。

“公民,您贵姓?”这时,有个身穿军大衣的人问他。秃头的心一沉,结结巴巴说道:

“切尔……文斯基……”

待“外人”离开后,省执委办公室里的十三个人便团团围坐到了那张桌子旁。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在展开的地图上比划着,“这是博亚尔卡车站。伐木场距离车站有六俄里远。这里堆放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成垛的木材。一支劳动大军在这里苦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结果是:由于有人背叛,铁路和城市还是没有木材。当务之急是把这些木材从六俄里外运到博亚尔卡站去。这需要至少五千辆马车,而且即便是在一天跑两趟的情况下,那也得花上一整月的时间。最近的一个村子也在十五俄里开外。而且,奥尔利克跟他的手下又时常在这一带出没……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们看,照计划伐木工作本该是从这里开始,并且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些混蛋却一路朝森林深处开了过去。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料想咱们没法把砍好的木材运到铁路上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咱们连百十辆马车的供给都达不到。他们就是这么对付咱们的!……这手段的威力可不亚于暴动。”

朱赫来紧攥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上过蜡的地图上。

朱赫来没有明说的话,那即将上演的惨相,清清楚楚地摆在这十三个人当中每一个的眼前。冬天已经站在门外了。到那时候,医院、学校、机关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将面临酷寒的严峻考验。车站上人头攒动,成了个蚂蚁窝,可火车每个星期却只有一趟。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拳头,说道:

“倒是有个办法,同志们:那就是要在三个月内,修出一条从博亚尔卡车站到伐木场的窄轨铁路——覆盖那六俄里——要是这样的话,得在一个半月里就把这条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界上。这件事儿我已经琢磨了有一个星期了。要想实现它,”朱赫来的嗓音由于缺水而变得沙哑了,“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普谢-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节火车头,是那儿的团员们从仓库里翻找出来的。战前本想铺一条从那儿到城里的窄轨铁路。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只有以前林区小学的破废校区。只能每两周派一批工人过去,轮换一次,再久会扛不住的。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过去,你看怎么样?”没等答话,他继续说道:“共青团要把能派遣的人全都投放到那儿去: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团组织人员跟城里的部分团员。任务异常艰苦,但是只要让同志们知道,这是在拯救城市和铁路,他们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铁路管理局局长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这个办法未必会有什么效果。要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铺一条六俄里长的铁路,眼前有这么几个不利因素:现在是秋天,经常有雨,不久就该上冻了。”

朱赫来也不扭头看他,只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本该多花些工夫在伐木工作上,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这条铁路专线咱们一定要建。总不能坐等被活活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搬上了车。列车乘务员们也已就位。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丽达的制服上衣被雨水打得发亮。雨点如同小玻璃珠一样从她身上滚落下来。

在向托卡列夫道别的时候,丽达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轻声说道:

“祝你们成功。”

透过他那花白的眉毛,老人用亲切的目光望着她:

“是啊,把苦差事派给咱们,真有他们的!”他口中嘟囔着,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你们在这里可得多费点儿心!要是我们遇到麻烦了,你们可得上杆子地催促。要知道,若是离了官僚作风,这些无赖可就不会工作了!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老人裹紧了上衣。就在最后一刻,丽达仿佛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去吗?我怎么没在同志们当中看见他。”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乘轨道车过去给我们打前站了。”

就在这时,扎尔基和杜巴瓦形色匆匆地沿着月台朝他们走来,安娜·鲍哈特。她随意地披了件短外衣,纤细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香烟。

丽达眼见他们渐行渐近,又向托卡列夫抛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您那里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吃惊地望着她。

“什么学得怎样,这个小家伙不是有你辅导吗?小伙子不止一次跟我提到你,每次都夸个没完。”

丽达将信将疑地听着他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真的是这样吗?据我所知,跟我学完后,他总要上你那去补课的。”

老汉大笑起来:

“上我这来?……我连他的人影都没见到过。”

汽笛拉响了。克拉维切克站在车厢里面喊: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快放我们的老爷子上车吧!这样可不成啊!要是离了他,我们可怎么办啊?”

这个捷克人本想再多说些什么,可一见那走近的三个人,就不做声了。他的眼神与安娜不安的目光在一瞬间交汇了。捕捉到她对杜巴瓦那惜别的微笑,他满心忧愁,拔腿便离开了窗口。

秋雨扑打着人的面庞。深灰色的乌云承载着饱和的水分,在低空中缓缓移动。深秋已至,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树木全已掉光了叶子。老榆树郁郁寡欢地站着,将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这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的盛装,任凭它们光着枯萎的身子站着。

一座小小的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树林中。一条拱起的土方从吞吐货物的石砌月台一路通向林间。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它周围忙碌着。

发黏的泥土令人讨厌地在靴底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人们在路基旁玩命地刨着土。铁器发出钝响,那是铁锹磕在了硬石上。

雨一直下,像过筛子似的洒落大地。雨滴钻进衣服里,带来寒冷感受。雨水冲刷着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米粥一样从路基上灌下来。

衣服的每一寸都已淋透,穿在身上沉重而冰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晚上很晚才收工。

翻掘好的路基一天天向林子更深处延伸。

距离车站不远处,阴森森地伫立着一座石屋的残迹。屋里头凡是能带布扯下的、可搬动或是拆卸的东西,早已被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掠夺一空。门和窗变成了大洞,炉门处仅存几个黑乎乎的窟窿。从屋顶的破洞里,依稀可见房梁的骨架。

原封未动的只剩下四个宽绰房间里的水泥地面了。到了夜里,四百号人就穿着上下湿透、沾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人们在门口拧一拧衣服,脏水就顺着衣服一股股淌下来。他们用极难听的字句咒骂这可恶的雨天和该死的泥泞。水泥地面上铺了层稻草,人们一排排紧挨着躺在上面,竭力试着用体温去相互取暖。衣服蒸腾出水汽,可却不曾干过。雨水渗过堵在窗框上的麻袋,滴落到地面上。雨点犹如密集的霰弹般敲打着房顶残余的铁皮,寒风则不断地从破门缝里钻进来。

厨房就设在一座破旧的板棚里。清晨,人们在这里喝过茶,就到路堤上去了。午饭吃的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和一磅半的黑如煤炭的面包。

这就是城里所能供给的一切了。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昂·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儿的干巴老头,面颊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长得矮矮壮壮,粗陋的脸上长着一个肉肉的鼻子。他们二人住在火车站站长家中。

托卡列夫借宿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利亚瓦有两条短腿,像水银那般活泼好动。

建筑队以极度顽强的精神经受着各种艰难险阻。

路基一天天延伸向森林深处。

队伍里统共已经有九人当了逃兵。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进行到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天晚上,从城里来的火车上没有拉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件事告诉给了他。

基层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满毛的腿垂到地板上,一个劲儿地搔着胳肢窝。

“开起玩笑来了!”他一边嘀咕着,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球一样的霍利亚瓦跑进了房间。

“赶紧挂个电话给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道。紧接着他又叮嘱杜巴瓦:“面包的事情,你一个字儿也不要向别人吐露。”

执拗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跟接线员的交涉,焦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这就去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传来朱赫来威慑的吼声。

“你和我说说,明天我们要拿什么东西给大家伙吃?”托卡列夫气冲冲地对着话筒嚷。

朱赫来显然是在想法子。过了好一会儿,基层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听见他说:

“面包我们连夜送来。我派小利特克开车过来,他认识路。天亮前面包就能送到你们手上。”

天刚放亮,一辆溅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拉有成袋的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里爬出来,由于一夜未睡,他的脸色很苍白。

这场为修筑铁路而进行的斗争愈发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送来了消息,说枕木用光了。城里找不到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的车辆,并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的工作即将到期,可接替的人还没有;现有的人员已经耗光了全部体力,要再把他们留下断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旧板棚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积极分子们一直商讨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就动身到城里去了,他们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和运送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他是被派到供应部门当监督员的;其余的人则是要到普夏—沃季查去。

雨仍旧下个不停。

保尔吃力地把脚从烂泥当中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刺骨,便知道是那只烂靴底已经整个儿掉了下来。自打来这儿的头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为这双破靴子而吃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就吧唧作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完全掉了下来,害他只得光着一只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这只靴子让他干不成活了。保尔从泥地里拔出那截剩余的靴底,绝望地瞧了瞧它,随即违背了自己不再骂人的约定。他拎着那只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临时厨房的边上坐了下来,解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已冻僵的脚伸到了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厨房案板上忙着切甜菜。她是一名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对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养路工的女人,造物主可真是格外厚道: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胸脯高高耸起,大腿又粗又壮。她的刀功很是了得,切好的蔬菜不一会儿便在案板上堆成了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不怀好意地问:“怎么,你这是等饭吃呢?有点早吧。你这小伙子准是上着工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到哪里去啦?这儿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将保尔数落了一通。

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这只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自己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望着已不成样的靴子,用脑袋指了指奥达尔卡:

“她男人算半个鞋匠,他能帮您补好,要是没鞋穿可真是要了命了。”

听了厨师的话,奥达尔卡又仔细瞧了瞧保尔,有点儿难为情。

“是我错把您当成个懒汉了。”她坦诚地说。

保尔谅解地笑了笑。奥达尔卡以行家的眼光打量着那只靴子。

“我男人不会再补它了——没这必要了。为了不让脚冻坏,我给您带只旧套鞋来吧,我家阁楼上扔着一只。遭这种罪,哪儿见过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上冻,可够您受的。”奥达尔卡的语气已经转为了同情。她把刀一放就离开了。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把脚用布裹好,烘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然后默默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窝着一肚子火,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向他们讲述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不论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车轮在原地打转。看来,对那些反动家伙,咱们还是抓得太少,这号人有的是,一辈子都得碰上。”老汉向聚在屋里的人传达道,“同志们,我就直说了吧:情况糟透了。第二拨人至今还凑不齐,能派来多少也不清楚。眼瞅着就要上冻了。就算是死,也要赶在上冻前把路铺过那片沼泽地,不然的话,往后那块地恐怕用牙啃也啃不动。行了,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城里头那帮捣乱的家伙,会有人跟他们过招的,而咱们在这儿呢,要从速度上加倍干。哪怕咽气五回,也要把支线修起来。否则咱们还叫哪门子的布尔什维克呢?——不过是群窝囊废罢了。”不同于以往那副低沉的哑嗓子,托卡列夫此时的声音变得铿锵而有力。在紧锁的眉头下面,是一对炯炯发亮的眼睛,昭示着他的坚定决心和执着精神。

“咱们今天就召开内部会议,把当前的情况跟咱们的人讲清楚,明天所有人照常上工。党外人员明早就让他们回去吧,咱们自己得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将一张折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的视线越过这个搬运工的肩头,只见纸上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需继续留在工地,其人员更换事宜在首批木柴运出前暂不予解决。

共青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狭小的板棚里水泄不通。那是一百二十个人填满了它。有人靠墙站着,有的爬上了桌子,有的甚至站到了炉灶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的讲话不长,可他的最后一句话却叫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不回城。”

老汉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以强调该决定是不可变更的。

这一划,把大家返城与家人团聚以及摆脱这摊烂泥的希望也划走了。一时间喊叫声此起彼伏,什么都没法听清。人影幢幢,暗淡的煤油灯也随之不安地闪烁起来。昏暗隐藏了人们的面部表情,喧闹声越来越高。有人满怀憧憬谈起“家庭的舒适”,另一些人愤懑地高叫着自己的疲惫。还有许多人一言不发。只有一人声称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甩出了愤怒的声音:

“去他妈的!这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发配犯人干苦役,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我们有什么罪过?逼着我们连干了两个星期——也该够了吧。没人再当傻瓜了。谁做出的决议,就让他自己来建好了。谁乐意在这摊烂泥里头打滚,让他去便是,我的命可只有一条。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哭大闹的家伙就站在奥库涅夫身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逃兵的模样。火柴点燃的刹那间,映亮了黑暗中那张扭曲的鬼脸和大张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了他——那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照?我没什么好遮掩的,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是谁在这里胡说八道?谁把党的这项任务当成苦役?”他不动声色地说,目光冷冷地扫过站在近处的人们,“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咱们的岗位在这儿。倘若咱们当了逃兵,人们会冻死的。弟兄们,咱们越早干完,就能越早回去。可要是想从这儿开溜,跟这个败类一样想,那就是不被咱们的思想和纪律所容许的了。”

这个搬运工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然而就是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喽?”

“是的。”潘克拉托夫回答得简单而粗暴。

那个年轻人穿了件城里正流行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只见一张小卡片像蝙蝠似的从桌子上空打了个转,撞到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又弹回来,最后立在了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请您收好,我可不想为了这张硬纸片而牺牲掉健康!”

他最后的话音被板棚内爆发出的骂声淹没了。

“你把什么给扔了!”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加入共青团,就是图享福来了!”

“把他撵出去!”

“我们非揍你一顿不可,你这只散播伤寒的虱子!”

那个扔团证的家伙垂着脑袋朝门口挤过去。大家伙像避鼠疫患者一样退到两边,放他过去。他一出去,门就吱呀一声合上了。

潘克拉托夫用几根手指捏起他丢弃的团证,把它放到小油灯的火焰之上。卡片燃烧起来,变成了个烧焦的小卷筒。

树林间传出一声枪响。一个人骑着马蹿出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纷纷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在无意间撞到了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的前下摆挡住风,在跳动的火光中念道:

“所有人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里去。谁敢留下,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不会留一个活口,谁都不会放过。时间给你们到明晚。”

下面还有落款:“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房间的桌子上,摆着她没合上的日记本。

十二月二日

今早下了第一场雪。天真冷。楼梯上遇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结伴而行。

“我总要出来欣赏头一场雪。这才是寒冬的样子!美不胜收,不是吗?”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寒冬和雪花丝毫不能让我高兴,相反,却觉得心情沉重。我告诉了他为什么。

“这种想法很主观。您的想法要是再延展下去,就该认为——就拿战时来说吧——欢笑和所有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能容忍的了。但在生活中并非这样。哪里有前线,那里就会有悲剧。在那里,近在眼前的死亡压制住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感受。可哪怕在那里也还是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便总是一如既往了:欢笑、泪水、痛苦和快乐,对视觉享受和愉悦体验的渴求,波澜,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里,很难区分哪句说的是反话。奥利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他的着装是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精光,还涂一点香水。他就住我们这幢楼上,住的是谢加尔的房间。晚上他常到我这儿来。和他聊天很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对西方很了解。可我并不觉得,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理由是:他首先把我看作是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是一个党内同志。的确,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和想法——在说实话这方面,他倒是个十足的男子汉,并且他的心向也并不粗野。他懂得怎么把这番情意表达得漂亮。可我并不喜欢他。

之于我,比起奥利申斯基的欧式派头来,朱赫来那带点儿粗鲁的朴实要亲切得多。

我们常收到一些从博亚尔卡来的简短汇报。每天铺路一百俄丈。枕木直接往冻土上铺,放在刨好的枕木座槽里。那边总共有二百四十个人。轮换去的第二批人员跑了一半。条件着实艰苦。他们要怎样在严寒下工作呢?……杜巴瓦到那边已经一个星期了。普夏—沃季察的八个火车头,他们装配起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起了刑事控告:据称,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拦截了从普夏—沃季察往城里开的全部电车。他叫乘客们下车,把铺支线需要的铁轨装上车,然后沿着市内线路把十九趟电车拉到了火车站。电车工人也尽了全力帮忙。

到了火车站,留在索洛缅卡区的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列车,杜巴瓦就带着他那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有关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沓作风简直不成样子。那些人断然拒绝给出两部以上的电车。可是图夫塔教训杜巴瓦说:

“该把游击作风的那套举动改改了,如今这么干可是会坐牢的。你就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解决,非得用武力强占不可吗?”

我还从没见过杜巴瓦发这么大的火儿: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怎么自己不去商量?往这儿一坐,像个蚂蝗似的吸足了墨水,就开始嚼舌头。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得挨嘴巴。至于你呢,我看该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让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多管闲事!”杜巴瓦声大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听得到。

图夫塔写好了要求处分杜巴瓦的申请,但是阿基姆请我回避,和他谈了将近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里冲出来的时候,脸色通红,面露愠色。

十二月三日

省委接到了新案子,这一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报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再加上另外几名同志,跑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那里空房子的门窗框。正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往工程列车上运的时候,站上的一名肃反工作人员试图对他们实施逮捕。他们缴了他的械,直到火车开动,才把吐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了他。门窗全让他们拉走了。铁路局物资处还控告托卡列夫从博亚尔卡仓库擅自提取了二十普特钉子。他把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来替代枕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着说:“这些案子咱们都给它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极其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得不施压。我们三天两天要将一些碍事的人移交省委。工地上同志们不按章办事的情况越来越经常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拿来一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来烤手。不过即便有了它,房间里也没能变暖和些。所以在那儿,在森林里的人们是怎样挨过这样的夜晚的呢?据奥莉加讲,医院里非常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那儿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原来也是后方的悲剧!

十二月四日

雪下了整整一夜。据报告,博亚尔卡整个地让雪给埋住了。修路工作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清除铁道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做出了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要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完工日期不得晚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号。据说,当这个决定传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答复是:“只要我们人还没死光,就一定按时完成。”

有关保尔的一丁点消息也没听说。真是怪事,他竟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遭到“控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同我见面。

十二月五日

昨天土匪轰击了工地。

马匹在松软得容易坍塌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地上埋在雪里的枯枝偶尔被某只马蹄踩到,劈啪作响——马应声打个响鼻,跳到了一边。但是夹紧的耳朵上挨了一枪托,就又奋起急追,赶上前面的队伍。

骑在马上的约有十人。他们翻越过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就看见前方连接的,是一长条尚未被白雪覆盖的黑色地带。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撞在一起,叮当作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簌簌地抖了抖身子,长途的奔波让它浑身散发着热气。

“他们人来得还真他妈不少。”领头那人说道,“咱们这回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大头目有令,明天一定要让这帮蝗虫统统滚蛋。眼瞅着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顺着窄轨铁道的路肩,一个紧随一个朝车站走去。在快要走到废弃的学校边上的那片空地时,他们就停下了;他们并未走到空地上,而是藏在了树后面。

一阵密集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树枝上滑落下来。几挺短筒枪在林间冒着火星,子弹把墙上松散的灰泥打得直掉,潘克拉托夫他们拉来的窗玻璃也给打得粉碎,哗啦啦地呻吟作响。

密集的枪声也惊醒了躺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跳脚立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就又吓得重新卧倒了。

他们相互叠在一起。

“你去哪儿?”杜巴瓦一把扯住了保尔的军大衣。

“去院子里。”

“趴好,傻瓜!你一露脑袋,他们就把你收拾了。”杜巴瓦急促地悄声说道。

两人卧倒在房门边上。杜巴瓦把身子紧贴地面,握着手枪的那只手正冲门口,手臂伸直。保尔蹲伏着,手指紧张地摸了摸转轮手枪的弹巢,里面有五发子弹。他摸到空膛,就把转轮拨了过去。

射击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静谧令人感到诧异。

“同志们,有枪的这边集合。”杜巴瓦低声命令卧倒的人。

保尔警惕地打开了门。空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雪花正漫舞着缓缓飘落。

森林里,那十个人狠命抽打着马,跑了。

午饭的时候,一辆轧道车从城里呼啸而至。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里走出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迎接了他们。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从车上卸下来,摆到了月台上。

几人急匆匆地朝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了一道道之字形的线条。他走起路来像头熊似的,左右摇摆——老习惯真是一样没丢。他像圆规似的叉开两条腿,仿佛脚底下仍旧是驱逐舰那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人高马大,跟得上朱赫来的步伐;可托卡列夫不得不一路跑着,才能跟上自己的两个同伴。

“土匪的袭击倒是算不了什么。可眼前这个山包横在路上,对咱们来讲才麻烦。它偏叫咱们给撞上了,真该死!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老汉托卡列夫停下了。他背过身子迎向风,将两手拢成小船的形状,点了根烟,猛吸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在驻足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着。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这条专线你们有力量按期完工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刻给出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

“孩子,要知道,要是照常说来,那么完工是不可能的,可是不完工也绝不成。问题就摆在这儿。”

他们赶上朱赫来,与他相伴而行。老钳工激动地说了起来:

“问题难,就难在了这个‘可是’上。要知道,在这儿只有我俩——帕托什金跟我——心里头清楚,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靠着现有的设备和人力,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不过,好在所有人都知道,不按期完工那是绝对不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说:‘只要我们人还没死光,就一定按时完成。’你们就自己亲眼瞧瞧吧!我们在这儿已经挖了快两个月的土了,第四拨人转眼又要到期,可那些主力队员呢,却连口气都没喘过,全凭年轻顶着。要知道,这些人有一半患上了伤风感冒。看着这些小伙子,可真叫人心如刀剜。他们是无价之宝……他们当中,不止一个得把命搭在这个鬼地方。”

自车站起,有一公里长的窄轨铁路已经完全铺好了。

往前,一段长约一公里半的路基已经弄平整,上面铺着好些已经埋入土中的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风吹倒的栅栏。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包跟前,是一条新平整出的道路。

在这儿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人在忙着铺设枕木。一个留着棕红胡子的农民,穿着崭新的树皮鞋,正不紧不慢地把木头从无座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稍远的地方,还有几架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躺着两根长长的铁杆,是用来替代路轨,给枕木找平的。为了能把路基夯实,斧头、铁钎、铲子全都用上了。

铺设枕木是一项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并且很费工夫。枕木要牢固又稳当地铺到地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根都均匀支撑住来自铁轨的重压。

懂铺路技术的,只有一个老头。此人虽已五十四岁,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油油的胡子从中间分向两边。他就是筑路工长拉古京。他已经自愿工作四轮了,和年轻人一齐经受着所有艰难困苦,在队伍中受到了大伙儿普遍的尊重。每次开党会,都为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准备了上座。老头以此为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哎,请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呢?要是没有我,你们准能把铺路的活儿搞乱,这里需要有只眼睛,需要实践经验。这样的枕木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每一次工地换人马,他总要这样温和地说,结果就总是留下了。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的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一行三人走近处于忙碌中的人们的时候,汗流浃背、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挥着斧头砍出一个枕木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搬运工。潘克拉托夫瘦了,他那两块宽大的颧骨如今愈发显得突出,脸也没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瘦。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啦!”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铲的敲击声全都停顿下来。阿基姆环顾四周,看到了人们那一张张苍白的面庞。他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随手径直扔在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聊了几句,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领着同来的二人朝取土坑走去。潘克拉托夫走在朱赫来边上。

“潘克拉托夫,跟我说说,上次在莫托维洛夫,你们跟那个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不觉得缴械这事儿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讲话的搬运工。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说道:

“我们是经他同意后才缴的枪,是他自己求我们这么干的。他也是咱们的人。我们把情况一五一十道给了他,他就说:‘同志们,我无权让你们把门窗运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和我结了梁子,他偷东西,这个坏蛋,而我老干涉他。要是我放了你们,他一定会去告我,到那时我可要上革命法庭了。所以你们最好先缴了我的械,然后赶紧撤。这样一来,要是站长不上告,这事儿也就结了。’于是我们就照做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运!”

潘克拉托夫发觉,有一丝笑意从朱赫来的眼里流露出来,便补充道:

“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就别逼这小子了。”

“这事儿到此为止。今后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干了——这是破坏纪律。咱们完全有力量走组织程序打倒官僚主义。好了,现在咱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情吧。”于是朱赫来开始盘问匪徒袭击的详细情况。

距车站四公里半远,坚硬的冻土正接受着铁锹的猛凿。人们要劈开那个挡在路上的小山包。

就在工地周围,站着七个人负责警戒。他们的装备有霍利亚瓦的马枪,还有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和霍穆托夫的手枪。这些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记录本上填着数字。工程师只剩下了他一个。瓦库连科宁可担负临阵脱逃的罪名,叫法庭判处他死刑,也不愿吃土匪的子弹,这天早上他就溜回城里去了。

“这一挖得花上咱们半个月时间,地已经冻住了。”帕托什金压嗓门向站在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道。霍穆托夫总是愁眉苦脸,动作迟钝,惜字如金。

“铺路一共给了咱们二十五天时间,可您光挖山包就花费十五天。”他愤愤地用嘴嚼着胡梢,这样回答霍穆托夫。

“这个期限不切实际,是啊,我这辈子从没在这种条件下铺过路,也从来没有跟这样的一班人马共事过。我也可能弄错,这种事儿在我身上已经出过两回了。”

就在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那是谁?”来自铁路工厂的螺纹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是个吊眼小伙儿,他用露在破绒线衫外面的胳膊肘蹭了蹭保尔,指着坡下来人说道。说时迟,那时快,保尔连手上的铁锹都没扔,拔腿就往坡下跑。他的一对眼睛在军帽帽檐底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握住了他的手,握的时间比握其他人的手都更久。

“你好哇,保尔!这身行头还有大有小的,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潘克拉托夫苦笑道:

“他那五根脚趾头倒是配合得不错,五根全在外面露着。这还不算,他的军大衣还叫几个逃兵给偷走了。多亏跟他同公社的有个奥库涅夫:那人把自己的上衣给了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保夫鲁沙是个热力四射的小伙子。他在水泥地上一睡就是一个星期,铺不铺稻草都成,这之后就该进棺材里打滚了。”装卸工人不悦地对阿基姆这样说。

黑眉毛、微翘着鼻子的奥库涅夫眯缝起那对狡黠的眼睛,反驳道:“我们才不会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能推选他——叫他到厨房去当炊事员,给奥达尔卡当后备。他要不是傻瓜,那儿既能吃得饱,也能睡得暖——挨着炉子也行,要么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奥库涅夫的话淹没在一片哄笑之中。

这是他们今天头一回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又同托卡列夫和帕托什金一道乘雪橇到伐木场打了个往返。斜坡上,大伙儿仍在以先前的顽强精神挖着土。朱赫来望着起落的铁锹,还有被重活压弯了脊背的人们,对阿基姆低声说道: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了。这儿没人用得上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很正确,他们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

望着这些掘土的人,朱赫来的眼神里流露出赞赏和庄严而关切的自豪感。要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不久前,这些正在掘土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曾在那个反革命叛乱的前夜扛着钢枪战斗。如今,他们又胸怀同一个志向,要把轨道铺就的钢铁动脉一路通到那满是木柴的珍宝之地去——那是热量同生命之源泉。

帕托什金工程师温文有礼却又言之凿凿地向朱赫来证明了,要想挖开这个小山包,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听着他的计算,便暗自有了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编到前面修路去,至于这座小山,咱们另找出路。”

车站上,朱赫来在电话机旁待了很久。霍利亚瓦守卫在门口,他听到背后传来朱赫来粗声粗气的声音:

“这就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叫他立即把普兹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必须把这个地区的匪徒消灭干净。叫他们再从部队派一台装甲列车跟几名爆破手来。剩下的事儿我自行安排。我夜里回去。叫利特克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把车开到车站来。”

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发过言后,朱赫来便接着讲了起来。在同志式的亲切交谈中,一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建设者们,在一月一日前竣工的原定期限不能变。

“咱们将转为战时状态。全体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所有六个筑路小队都要领取一定的任务。剩下的筑路工作将会平均分成六段,各队认领自己那一段。全部工作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哪个小队能提前完成任务,就批准他们休息和返城。除此之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里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小队的队长也已经确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小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小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队的总领队,”朱赫来在发言的末尾说道,“其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这次也不换班,仍旧是由不换班的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担任。”

仿若有群鸟振翅起飞,噼噼啪啪响起了一阵掌声,笑容也浮现在一张张刚毅的脸上。这个严肃的人的最后这句话讲得亲切又风趣,让一直全神贯注于听他讲话的人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二十来号人成群结队地一路将阿基姆和朱赫来送到轨道车前。

在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朱赫来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感觉像是冻坏了——已经稍微肿起来了。”刚回答完,保尔想起自己很久以前就曾提出过的请求,便扯住朱赫来的袖子,说:“你能给我点左轮手枪用的子弹吗?我这儿能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难过地摇了摇头,可是,一见保尔的眼神是那样地失落,他便毫不犹豫地摘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保尔起初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他梦想了如此之久的东西,竟成了他的礼物。然而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到了他的肩上。

“拿着吧,拿着!我知道你早就眼馋它了。只不过你用起来得多加小心,别打到自己人。这里是整整三夹配它使的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准确无疑地汇聚在保尔的身上。有人喊道:

“保尔,咱俩换换吧,我拿一双靴子跟一件羊皮短袄来换。”

潘克拉托夫调皮地往保尔背上推了一把:

“鬼东西,还是换双毡靴吧。要是再穿着你那只套鞋,怕是连圣诞节都等不到!”

朱赫来一只脚踩在轨道车的踏板上,正在开具那支礼物枪的持枪许可证。

一大早,一台装甲列车在道岔上嗒嗒驶过,静悄悄地开进了车站。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腾空而起,有如花朵般绽放,随即便消失在清冽的空气当中。从装甲车厢里走出几个裹在皮革里的人。数小时过后,这三名被装甲车拉来的爆破手已在斜坡上深深埋入了两个硕大的发蓝的南瓜,他们把几根长长的导火线从里面接了出来,然后就放了信号枪。于是,人们便纷纷躲开如今已成险地的小山包,往四下里跑去。导火线末端在火柴的作用下,迸发出闪闪磷光。

这一刻,几百号人的心都揪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的难挨——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的山头,将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的是第二次爆炸,比头一回的威力还要大。可怕的隆隆声在密林间回荡,山崩地裂之声响彻整片树林。

方才还是座小山的那个地方,如今露出个张着巨口的深坑,方圆数十米之内,炸飞的土块在糖霜一样白的雪地上撒了一层。

人们带上镐和铲,冲着炸出来的深坑飞奔而去。

自打朱赫来走后,工地上便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赛——争取率先完成任务。

离天亮还早得很,保尔谁也没有惊动,悄悄地下了床。他艰难地挪动着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腿,往厨房走去。待到沏茶水在桶里沸腾起来,才返身回去,把同队的全体队员叫醒。

当其他各队的人全都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喝早茶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了杜巴瓦和他兵工厂伙计们的那张桌子跟前。

“瞧见了么,米佳伊,天儿一亮保尔就把自己的弟兄们招呼起来了。约摸着,他们已经铺了得有十来俄丈远了。听大伙儿说,他把他们铁路工厂那帮人的弦都拧得紧紧的,他们决心要在二十五号前就铺完自己那段路。他是想给咱们所有人点颜色瞧瞧呢。不过,我可要对不住了,咱们还得走着瞧!”他冲杜巴瓦气呼呼说道。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举动,会叫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不安。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兄弟保尔的一记鞭打:一声不吭地,保尔就向各队发起挑战了。

“所谓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赢谁’的事儿。”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晌午的时候,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工作被打断了。原来,是那个正在已架起的步枪边站岗的警卫,发现林间来了一队骑兵,于是鸣枪警报。

“快取枪,弟兄们!土匪!”保尔一边喊着,一边丢下铁锹,拔腿朝挂着他的毛瑟枪的那棵树跑去。

一转眼的工夫,小队里的人已经端好武器,贴着路肩径直卧倒在雪地上了。走在前面的几名骑兵挥动起帽子。当中有个人喊道:“快停下,同志们!是自己人!”

只见五十名骑兵,头戴镶着大红色五角星的尖顶红军帽,正沿路赶来。

原来,这是普兹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来探望筑路队员们了。保尔留意到,排长的马有只耳朵被削掉了。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块白斑,它不肯好好站着,一个劲儿地在骑者身下“撒欢儿”。保尔飞快地向它奔去,一把抓住了笼头绳,把它吓得直往后退。

“小秃子,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你!你竟然没叫子弹给打死,我的独耳美人。”

他温存地搂住马的细长脖颈,用一只手抚摸着它翕动的鼻孔。排长端详着保尔,终于认出了他,吃惊地喊出了声:

“啊,这不是柯察金吗?!……马你倒是认出来了,却把谢列达给漏掉啦。你好哇,兄弟!”

城里面所有部门都像是点燃了引擎,火力全开。这对工地上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扎尔基把留守在单位的人一股脑儿全派到了博亚尔卡,只留下一个团区委的空架子。于是,索洛缅卡区硕果仅存的便唯有清一色娘子军了。扎尔基还成功鼓动铁路中等技术学校往工地上新派了几队学生。

在向阿基姆汇报所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

“现在只剩我跟一帮女无产阶级了。我打算让拉古京娜替代我。‘妇女部’几个大字往门上一写,我就能上博亚尔卡去了。你要知道,我一个大男人在女人堆里转悠,实在叫人尴尬。姑娘们都拿怀疑的眼光瞅着我。想必这帮喜鹊私下里都在说:‘把所有人都派了出去,他自己倒留下了,真是个滑头。’指不定还有更难听的呢。求你批准我去吧。”

阿基姆呢,却笑着拒绝了。

不断有人抵达博亚尔卡。铁路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往博亚尔卡调了四节客车车厢,供新来的工人们住。

杜巴瓦小队撤下了工地,被派往普夏—沃季察。他们奉命要把几个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上来。这项工作给折算成了工地上的任务量。

杜巴瓦在临走前曾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工地来,交给他一只新组织的小队。托卡列夫便下达了该命令,压根没去揣测那个真正理由,正是这个理由,促使军械兵杜巴瓦想到了这个捷克人的存在。而这个理由,就是安娜托几个索洛缅卡的来人转交给他的一张便条。安娜在里面写道:

“德米特里:你好!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堆成山的书报。向你并博亚尔卡的全体作战队员致以我们热烈的问候。你们所有人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昨天,各家仓库最后的木柴存货也已经配售出去了。克拉维切克请求我向你们转达问候。他真是个极好的小伙子!他还亲自为你们烤制了面包。面包房里的人他谁都信不过。他亲手筛面粉,亲自操作机器和面团。不知他从哪儿搞来的好面粉,他做出来的面包好极了,跟我领到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咱们的人总上我这儿来:有拉古京娜、阿尔丘辛、克拉维切克,有时候还有扎尔基。我们或多或少也推进一下学习,不过更多的是谈天说地,而最常提到的就数你们了。姑娘们对于托卡列夫拒不准许她们去工地这件事儿很是愤慨。她们一再保证,能像大家伙儿那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父亲的全套行头,然后猛地出现在我老爸面前,看他还能打那儿把我撵走!’

说不定她真会这么做。代我向那个黑眼睛的家伙问好。安娜”。

暴风雪突然来袭,游走于低处的乌云遮住了天空,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到了晚上,狂风在烟囱里哀号,它在林间呜咽着,追逐着左藏右躲、打着旋儿的雪花,那咄咄逼人的呼啸声惊扰了整片森林。

暴风雪又是咆哮又是破坏,折腾了一整夜。尽管火炉烧了整宿,可人们的身子骨儿还是冻透了:车站上那座废弃的房架子根本没法存住热气。

第二天清早人们结队去上工,雪深得快要没掉整支队伍,可树尖儿上却挂着一轮烧得火红的太阳,瓦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

柯察金小队正清除着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感受到,由严寒带来的痛苦到底是有多折磨人。奥库涅夫的旧上衣没法为他御寒,雪又一个劲儿地往那只旧套鞋里钻。他有好几次把它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面临着彻底散架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上长出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拿给他替代围巾。

瘦削的保尔红肿着双眼,奋力挥动着宽大的木锨,把雪拢作一堆。

就在这时,一趟客运列车爬进了车站。气喘吁吁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柴火都没有,燃烧室里的余火也眼看就要熄灭。

“你们能给木柴,我们就往前开;可要是不能,那就趁它还能动弹,赶紧把车弄到侧线上去!”列车司机冲站长高喊道。

列车被引到侧线上去了。愁眉苦脸的旅客得到了停车事由的告知。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响起一阵抱怨声和咒骂声。

“你们去跟那个老汉说说——喏,就是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头儿。他可以下令,叫人用雪橇给火车头拉点木柴过来。他们就把那些木头当成枕木来使。”站长向列车员们建议道。于是这帮人便迎面朝托卡列夫走了过去。

“木柴给是能给,不过不能白给。要知道,这可是我们的建筑材料。我们这儿让雪给封住了。车上能坐六七百名乘客。妇女和小孩可以留在车里,不过其余的人都得拿起铁锹——一直铲雪到晚上。这样你们就能得到木柴。若是他们不肯——那就叫他们一气儿坐到新年好了嘛。”托卡列夫对列车员们说。

“瞧,伙计们,来了这么多人!看啊,还有女的呢!”保尔听到背后有人惊奇地喊道。

保尔转过身来。

托卡列夫边走近边说:“这是给你的一百个人,给他们分配活儿吧,看好了,免得他们无所事事。”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一一分配了工作。有个高个儿男人,身着带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头戴暖和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正愤愤地转着手里的铁锹。在他的身边站着名年轻的女子,她的头上戴了顶海狗皮帽,帽尖儿上还挂着颗绒毛球。只听男人正向她诉说着自己的反对:

“我不想铲雪,谁都无权强迫我。要是他们来请我,我作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倒是可以安排一下工作,可是铲雪这件事,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该去做,规章里面没这条。那个老头的做法是违法的。我要追究他的责任。这儿的工长是谁?”他问离他最近的那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这位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男人带着鄙薄的眼光,将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那么您又是什么人?”

“我是个工人。”

“那我跟您就没什么可谈的了。请您把工长带到我这儿来,也可以是你们这儿别的领导……”

保尔蹙起眉头,看着他说:

“您不想干活,那就甭干。火车票上没我们的标记,您可登不了车。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那么您呢,女公民,同样拒绝吗?”保尔转身问那个女人。他当即怔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冬妮娅·图曼诺娃。

她很吃力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是保尔。尽是窟窿、破破烂烂的衣裳,稀奇古怪的鞋子,一条脏毛巾围在脖子上,许久未洗过的脸——保尔就是以这副模样站在了她的面前。唯有那一对眼睛,还跟从前一样,散发着从不熄灭的光芒。他的眼睛呵……就是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流浪汉一样的人,就在刚过去的不久前还是她的恋人。可一切都已经变了!

她跟自己的丈夫刚刚举行过婚礼,两人正一同前往一座大城市,他在当地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她没想到,竟会在这儿遇到少年时期的恋人。她甚至觉得将手递给他有些不合时宜。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是如此的邋遢,这可真令人尴尬。看来,这个锅炉工的人生不会再有更大的长进,就只能挖挖土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窘迫得两颊绯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已经气疯了,在他看来,这个流浪汉竟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这一举动实在是太放肆了。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娅跟前说:

“冬妮娅,咱们走。我真没法平心静气地看着这个拉查隆尼。”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么你不过是个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低声回敬了铁路工程师一句,然后,目光转向冬妮娅,一字一句、公事公办地说:“图曼诺娃同志,请您拿起木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肥水牛——请原谅,因为我不了解他是您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娅脚上的高筒套靴,冷冷地笑着,又捎带着补充道:“我奉劝你们别留在这儿。前些日子土匪刚来过。”

他踢踏着套鞋,转身朝自己人那边走去。

正是他最后的话对工程师产生了效力。

最终,冬妮娅说服了他留下干活。

到了傍晚,活干完了,人们开始返回车站。冬妮娅的丈夫一心往前赶,急着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娅停下了脚步,让工人们先过去。保尔走在所有人后面,他靠铁锹撑着身子,已是精疲力竭。

“你好,保夫鲁沙。坦白讲,我真没想到,看到你会是这副样子。难道你在政府里面就谋不到一个比挖土强点儿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当上委员或是诸如此类的干部了呢。你的生活怎么过得这样不称心……”冬妮娅说着,一路走在他的身边。

保尔收住脚,用诧异的眼光打量着冬妮娅。

“我也没想到再见面你变得这么……酸里酸气。”保尔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朝前走去。没走出几步,他又答道:

“比起您的礼貌之举,图曼诺娃同志,请容许我这么说——我的粗鲁可是好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叫人费心的,一切都好。倒是您的生活,可比我料想得还糟。两年多前你还好些,那会儿你不会耻于把手递给一个工人。可如今你闻起来浑身是樟脑球的气味。我要诚实地告诉你,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他的婚期就要到了,并恳请保尔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

风将那页洁白的信纸从保尔手中吹起,它像鸽子一样飞向了天空。他没法出席婚礼。哪能走得开呢?还在昨天,熊一样的潘克拉托夫就已经赶超了他的小队,并且还在飞速向前推进着, 让所有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这个码头搬运工正不顾一切地朝第一名直奔而去,他已经丢掉了惯有的沉静,可劲儿撺掇自己的“码头帮”以疯狂的速度前进。

帕托什金对这些沉默地爆发着的筑路工人进行了观察。他吃惊地挠着头皮,自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哪儿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要知道,倘若天公一直作美,只消再花八天多时间,我们就能铺到伐木场了。老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凭自己的工作打破了一切统计和标准。”

克拉维切克从城里来了,他还带来了自己最新烘制的面包。见过托卡列夫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两人亲热地相互道了好。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背袋里取出一件瑞典制造的黄面短皮衣。他拿手掌拍了拍那富有弹性的皮料,说道:

“这是给你的。不晓得是哪位送的吧?……嘿!你可真够傻的,老兄!这是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捎给你的,免得你这个傻子给冻坏了。皮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上接过来就拿给我了,要我捎给你柯察金。阿基姆和她说,你穿件单衣就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还有点儿皱鼻子呢,他说:‘我可以另送一件军大衣给这位同志。’可丽达笑了,‘不要紧,穿短外套他干起活来更方便!’你可拿好了!”

诧异中的保尔将这件贵重物品在手上握了一会儿,这才迟疑不决地把它穿在自己快冻僵的身上。那柔软的毛皮迅速温暖了他的臂膀和前胸。

丽达的记录:

十二月二十日

连日暴风雪。又是下雪,又是刮风的。奋战在博亚尔卡的人们眼看就要实现目标了,可严寒和暴风雪却又阻挡了他们。人们经常陷进雪堆里。刨挖冻土很是困难。总共仅剩下了四分之三公里,然而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出现了伤寒,得病的有三人。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远的地方,土匪把一趟运送面包的专列给弄出轨了。依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整个工程队都被投放到那里去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名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了城里。当中就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上去过了。有趟火车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几具僵硬的尸体从车厢间的缓冲器上被抬了下来。医院里头都很冷。这可恶的暴风雪!它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事实果真如此:昨天夜里,奥尔利克调遣所有手下突袭了博亚尔卡。这场敌我战斗进行了两个钟头。那帮匪徒切断了电话线,因此直到今早朱赫来才得以收到确切消息。匪帮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会把他送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当晚他是警卫队队长。发现匪帮并发出警报的正是他,然而,他忙着开枪回击,还没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里面有十一人受伤。现在那里驻扎了一台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连。

潘克拉托夫成了筑路队队长。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在格卢鲍基村追到一部分匪徒,把这些人一个不留地全砍死了。部分非党干部等不及火车,沿着枕木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送到了。他们被安置在医院住院部。医生们答应会把这个老汉救活。他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人并无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发来的电报:“作为对于匪徒之侵犯的回应,我们,出席今日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连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并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红军战士,在此向你们做出保证,我们将排除一切险阻,于一月一日前将木柴运抵城内。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调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记录员别尔津。”

克拉维切克的葬礼在索洛缅卡以军事礼仪举行。

宝贵无比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然而朝它们推进的速度却缓慢得令人煎熬: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这天,保尔像个醉汉一样,两腿打着软,跌跌撞撞走回了车站。他已经带着升高的体温就这么走了很多天了,不过,今天他感觉自己烧得比往日更厉害。

让工程队大出血的肠伤寒,终于也悄悄地逼近了保尔。但是他那壮硕的身体在抵抗,一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随大家一起去上工。然而,无论是暖和的皮衣,还是朱赫来捎来的那双穿在他已然冻伤的脚上的毡靴,都救不了他了。

每走一步,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猛扎他的胸膛,他冷得牙齿直打架,两眼昏花,只看到一棵棵树像旋转木马似的,在他眼前怪异地旋转。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那不同于往日的嘈杂声使他吃了一惊。细细一瞧,他就发现了一列跟整个车站等长的平板车。车上载有小火车头,还堆着铁轨、枕木,许多跟车来的人正忙着把它们卸下车。他又往前迈了几步,就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脑袋撞到了地上。积雪微沁着滚烫的面颊,有一种舒适的凉爽。

几个小时过后,保尔才意外地被人发现,抬去了板棚。他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出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大夫这样说道:“大叶性肺炎并发肠伤寒。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跟脖子上的痈疮就不用再提了——小打小闹。光是头两种病就完全足以把他送到那个世界去了。”

为救保尔,潘克拉托夫和刚到的杜巴瓦想尽了一切可能的法子。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号送回老家。

多亏有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帮忙,最主要的还是靠霍利亚瓦施压,潘克拉托夫、杜巴瓦二人才得以把不省人事的保尔跟阿廖沙塞进了拥挤至极的车厢里。车上的人怕传染上斑疹伤寒,不肯放他们上车,一面抵抗,一面威胁着要把伤寒病人在沿途中扔下去。

在这些个阻碍运送病人的乘客面前,霍利亚瓦挥着左轮手枪,大喊道: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为此我们得把你们全都轰下车,他也非走不可!给我记住,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会提前通知到沿线各站,把你们全都赶下车,并且送到牢里去。这是给你的,阿廖沙,是保尔的毛瑟枪,有谁想要动他,你就只管冲谁开枪。”为了吓唬对方,霍利亚瓦又补了这么一句。

列车开动了。空荡荡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边,问:“你说,他能活下来吗?”

没人回答他。

“走吧,米佳依,不妨顺其自然吧。如今咱俩得全方位负责了。今天得连夜把几个机车卸下来,明天一早就试着给它们加热。”

霍利亚瓦给在沿线所有车站上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一一去了电话。他苦苦请求他们别让乘客把生了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待得到“一定照办”的明确保证后,才去睡觉。

在某个铁路枢纽站上,一个发色淡黄的不知名的小伙子的尸体,由列车客运车厢径直给拖到了月台上。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赶忙跑到车厢前阻止,但是,这个小伙子的死亡得到了证实,便只得下令把尸体抬去了停尸房。

他们当即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向霍利亚瓦告知了这个令他如此挂心的人儿的死讯。

一封简短的电报从博亚尔卡发到了省委,里面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中的柯察金送到了家,随后,他自己也患了伤寒,发起烧来。

一月九日

为什么会这般难过?就在坐到桌边来之前,我哭了。谁能想到,丽达竟然也能号啕大哭,并且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都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掉眼泪,是因为悲痛令人难以忍受。可悲痛为何而来?为什么悲伤偏偏发生在今天,在这个盛大的胜利日里呢?明明,那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上的各站已被宝贵的木柴填满,而我刚还参加了胜利庆祝大会,这是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是一场胜利,然而,有两个人却为之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向我揭示了那份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料想的还要珍贵。

日记就先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几时能再回来写新的内容。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知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决定。

保罗·德·科克(1794年—1871年),法国作家。

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有穷汉子, 叫花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