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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九章

第九章

章鱼有一只眼睛是往外鼓起的,这只眼有猫脑袋大小,呈暗红色,中心是绿的,正忽闪忽闪发出亮光。章鱼摆动着几十条触手,它们如同缠绕作一团的蛇,表皮的鳞片发出令人厌恶的沙沙声。章鱼在移动。他看见它几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触手在他身上游走,它们冰冷,并且像荨麻一样扎人。章鱼伸出了毒刺,这刺犹如蚂蝗,吸附在他脑袋上,在起伏收缩之间吮着他的血。他感受到血液正从他身上流入不断膨胀起来的章鱼躯干中。可那根毒刺仍在吮着,吸着,他脑袋上被吸住的地方已是疼痛难忍。

只听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人的谈话声:

“他现在的脉搏是多少?”

另一个更加轻柔的女声答道:

“他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在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可毒刺带来的疼痛还在。保尔感到,有人正用手指触碰着他一只手的手腕前部。他竭力想要睁开眼睛,然而眼皮沉甸甸的,试了半天也没力气掀起来。怎么会这么热呢?想必是母亲烧旺了炉子。可又有人在某个地方说话了:

“现在脉搏是一百二十二。”

他尝试着去抬起眼皮。可身子里头有一团火,喘不过气来。

喝水,真想喝水啊!他这就要起身,去喝它一个水饱。可他为什么起不来呢?才想动动身子,可这副身子却像是人家的那般不听使唤,不像是自己的了。母亲这就把水拿过来了。他要告诉她:“我想喝水。”有什么东西在他身旁出现了。莫不是那只章鱼又悄悄地挨近了?就是它,就是它那只眼放出的红光……

只听到远方传来一个轻声细语的声音:

“弗茹霞,请拿水来!”

“这名字是谁的?”保尔使劲回想着,可一用力,他便跌入黑暗之中。从中浮起而后又想起来:“我想喝水”。

他听到有人说话:

“看起来他正苏醒。”

一个温柔的声音已是更亲切,也更近了:

“您想喝水吗,这位病号?”

“难道我成了病号?要么这话就不是跟我讲的?对了,我是患了伤寒了,怪不得这么喊我。”于是,他做了第三次抬眼皮的尝试。他终于在这次取得了成功。透过单只眼打开的一道窄缝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在头顶上的一个红色球体,可这个球随即就被一团黑乎乎的影子给挡住了;这团黑乎乎的影子朝他俯下身子,于是,嘴唇便触到了玻璃杯坚硬的边缘,以及水分,滋养心田的水分。

他心满意足地嗫嚅道:

“这下可好了。”

“病号,您看得见我吗?”

这是站在他头顶上的那团黑乎乎的影子发出的询问。他已是昏昏欲睡,但仍来得及答上一句:

“看不见,不过能听见……”

“有谁能想到,他竟活过来啦?可是瞧瞧吧,他到底还是挣扎着活下来了。体格真是强壮得出奇。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满可以感到自豪了,是您精心护理好了他。”

一个女人激动万分地说:

“哦,我太高兴了!”

在经历过十三天的不省人事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意识。

保尔那年轻的身体不甘死去,气力也在慢慢地注入其中。这是第二次生命,一切看上去都新鲜而不同于以往。只有脑袋带着无法克服的重量被固定在石膏盒内,并且也没力气去把它从位置上挪开。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回来了,手指也已经可以收放了。

在自己四四方方的房间里,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陆军医院年纪最轻的医生,正坐在小桌子前,翻阅着那本有着淡紫色封皮的厚厚的日志本。本子上是用娟秀的斜体字书写下的简短笔记:

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救护列车往我们这儿运来一批重伤员。一名包扎了头部的红军战士躺在窗边角落的吊床上。他年仅十七岁。从他几个衣袋里翻出的一沓证件连同医生诊断书一并装在一只信封里,交给了我。他名叫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里头有:一本磨破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证,一本残破的红军证和一张由团部颁发的嘉奖令的副页,上面写着,向英勇执行战斗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授以嘉奖。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主人亲笔书写的:

“要是我死了,拜托战友同志将死讯告诉我的家人:谢佩托夫卡市,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自从八月十九号被炸伤那刻起,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会给他做检查。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脑颅被打穿了,由此造成整个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单眼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把这只眼摘除,以免发炎。但我劝阻他先别这么做,只要还有消肿的希望。他同意了。

我的提议纯粹是从审美上考虑的。要是小伙子能活过来,干吗要叫他变成少了一只眼的残疾呢?

这名伤员一直在说胡话,折腾个不停,必须时常有人守护在他身边。我在他身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为他的年轻而惋惜,若是办得到,我想从死神手里把他夺回来。

昨天交过班后,我又在病房里待了几个小时:他是伤得最重的。我细听他的胡言乱语。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在讲故事一样。我知道了他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会吓人地说出一些骂人话。这些骂人话难听极了。不知为什么,听到从他嘴巴里吐出的这些污言秽语,我会心痛。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不会活过来了。老头子气愤地嘟囔道:“我真搞不懂,几乎都还是孩子呢,怎么能吸收入伍?这真是岂有此理。”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的意识还是没恢复。如今他躺在专门病房里,躺在那儿的都是些濒死的人。一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卫生员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原来,她是认识他的。他们很久以前在一起工作过。她对这个病号可真是关怀备至啊!事到如今连我也觉得,他的情况是无望的了。

九月二日

夜里十一时。今天我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我的病号柯察金,恢复了知觉,复活了。他迈过了那道坎儿。最近这两天我没有回家去了。

此刻我无法表达自己又挽救了一个人之后的快乐。我们病房又能少逝去一条生命了。在我这份令人倍感疲惫的工作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病号痊愈了。他们如同孩子般地依恋我。

他们的友谊真挚而纯朴,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有时甚至会落泪。这有点儿好笑,但这是真的。

九月十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书。他写道,自己受了轻伤,很快就能痊愈并且回家了;他失血很多,脸色如同棉絮般苍白,还十分虚弱。

九月十四日

柯察金头一次笑了。他的笑容很好看。他向来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他的体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恢复。他跟弗茹霞是朋友。我常常在他的床边看到她。看来,她同他说了我的事儿,当然,是过分夸奖了,所以这个病号一见我进来,总会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手上的黑斑是什么啊?”

我没有说,这些是他手指的抓痕,是他昏迷的时候狠命抓我手留下的。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头上的伤看着恢复得很好。换药的时候,他那无尽的忍耐力叫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惊讶。

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通常都会不住地呻吟或是闹脾气。可他却一声不吭,并且,每回给他的伤口涂碘酒,他总把身子绷得紧紧的,就像一根弦。他常常会失去知觉,但却从来都没有哼唧过一回。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一点:倘若柯察金哼唧了,那只能意味着他失去了意识。他这股子坚韧劲儿是打哪儿来的?我不知道。

九月二十一日

柯察金第一次坐上轮椅,被推到医院的大阳台上去了。他是带着怎样的眼神望着花园呵,又是多么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头部被纱布包裹着,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灵活地转动着,它看着这个世界,就好像是头一回看见它。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被喊到楼下接待室去了,在那儿我见到了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漂亮极了。她们请求见见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娅·图曼诺夫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娅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了。有时柯察金在说胡话的时候会反复提到它。我准许了他们的会面。

十月八日

柯察金第一次独立地在花园里散了步。他不止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回答说快了。那两个女伴每到探视日就来探望病号。现在我知道他不曾呻吟也绝不呻吟的原因了。对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

“您读一读小说《牛虻》,然后就能明白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热地同他互相道别。绷带已经从他眼睛上解下来了,只有额头上的还缠着。他的一只眼失明了,不过从外表看起来倒还正常。同这样一位好同志分别,我难过极了。

永远是这个样子:病人治好了病就离开我们,要是有可能,最好是再不见面。临别的时候,他说道:

“要是瞎的是左眼那就更好了。——从今往后我可怎么打枪呢?”

他还惦记着上前线。

在出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保尔住在冬妮娅寄居的布拉诺夫斯基家中。

他立刻尝试着把冬妮娅拉进共同的工作中去。他邀请她参加市里的共青团大会。冬妮娅同意了,可当她换好衣服从房里出来的时候,保尔咬紧了嘴唇。她穿得太雅致了,还特意作了一番考究打扮,他打不定主意,是否还要带她去见自己的朋友们了。

于是第一场冲突发生了。他责问她干吗要打扮成这样,对此她很是委屈:

“我向来不爱去迎合大众的腔调;你要是不方便带着我去,那么我留下便是。”

于是在俱乐部里,眼看着她的漂亮衣服混在一堆褪了色的制服和女短衫之中,他感到了难堪。大家伙儿都将冬妮娅视为外人。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用鄙夷而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所有人。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搬运工潘克拉托夫把保尔叫到了一边,这个小伙子肩膀宽大,穿着一件粗帆布衫。他不友好地瞅着保尔,又朝冬妮娅瞟了一眼,说:

“把这个美女带到这儿来的,就是你吧?”

“对,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他说。

“噢——”潘克拉托夫拖着长音说,“她的样子对于咱们可不适宜,倒像是资产阶级。怎么能把她领到这儿来呢?”

保尔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来了。明白了吗?她不是咱们的敌人,只不过在装束上——她的确有问题,可你不能老是凭穿戴就给人贴标签吧。什么人可以带到这儿来,这我也懂,同志,可没什么好给你的矛头对准的。”

他本想多讲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忍住了,他明白潘克拉托夫所说代表了集体的看法,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都撒在了冬妮娅身上。

“我早就跟她说过!她摆的哪门子阔气呢?”

当晚,友谊的破裂初露端倪。保尔怀着痛苦而惊讶的心情留意到,这看似牢固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如何破碎的。

又是几天过去了,而每一回见面、每一回交谈所带来的,只有他们关系上的愈加疏离和不曾挑明的反感。冬妮娅庸俗的个人主义越发叫保尔觉得难以忍受。

两个人都清楚,感情的破裂已成必然。

这一天,他们二人来到铺满褐色枯叶的库佩切斯基公园,为的是相互道出最后的话语。他们倚靠着悬崖之上的栏杆站定;脚下,第聂伯河灰蒙蒙的水流不时闪着微光。一艘拖船从巨大的桥洞里驶出,正逆流而上。它无精打采地用机轮侧翼拍打着水面,身后拖曳着两尾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油彩,在各家的窗户上映照出团团火焰。

冬妮娅望着金色的余晖,带着深深的忧伤说道: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要消散了么,如同眼前的太阳一般熄灭?”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把眉头拧得紧紧的,轻声回答:

“冬妮娅,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你自然是知道的,我曾经爱过你,即便到了现在,我的爱也还可以回来,不过为此你得跟我们在一起。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要是你觉得我首先应当属于你,然后才属于党的话,那么我会是个坏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人的。”

冬妮娅忧郁地注视着深蓝的河水,泪水噙满了她的双眼。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脸和浓密的栗色头发,不由打心底对这个自己曾一度如此珍视而亲近过的姑娘涌起一股怜惜之情。

他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

“抛开一切束缚你的事情,到我们当中来吧。咱们一起去打倒主子。我们当中有许多好姑娘,她们同我们一道肩负起了残酷斗争的所有重担,同我们一道忍受住了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像你这么高,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想对你硬上弓,可这人是个败类,并不是个战士。你说,你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可你干吗打扮得像要参加资产阶级舞会似的?是骄傲害的:你说你不会穿着脏制服去迎合别人。你有胆量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他所爱的思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往后想起你都是美好的……”

他沉默了。

第二天,保尔在大街上看到一张告示,署名的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原来正是朱赫来。他的心颤动了一下。他好不容易寻到了这个水兵的所在之处,可卫兵却不放他进去。于是他一番死缠烂打,差点没让卫兵给抓起来,好在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同朱赫来的相见是愉快的。炮弹炸去了朱赫来一只手臂。两人还商定好了工作上的事情。

“你暂时还没有上前线的体力,先跟我一起在这儿做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明天就过来。”朱赫来说道。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了华沙城墙边上,却也已耗光了所有的物资和体能,再加上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因此没能攻克最后一块阵线便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从华沙的这次撤离,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存活了下来。关于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望尚未实现。

鲜血淋淋的国家需要喘息。

保尔没能有机会见见亲人们,因为谢佩多夫卡城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并且成了交战双方阵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业已展开。保尔不分昼夜地待在肃反委员会里面,执行着各类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得知家乡被波军占领的消息,保尔发了愁。

“该如何是好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停战的话,我的母亲不就留在国外了吗?”

朱赫来却安慰他说:

“想必,国境线会以戈伦河为界。这么一来这座城还是留在咱们这边。很快就能知晓了。”

多个师团被从波兰前线调到南方去了。趁着这个间隙,弗兰格尔匪帮从克里米亚老巢里爬了出来。正当共和国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波兰战线之际,弗兰格尔团伙由南方一路北上,沿着第聂伯河,逼近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考虑到同波军的战争已结束,为了捣毁这个最后的反革命老巢,国家就把自己的多支军队投放到了克里米亚。

列车载着人、车辆、炉灶、武器,经由基辅驶向南方。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承担了不计其数的工作。这股列车流造成了“大塞车”,于是各个车站都给挤得水泄不通,还常常由于腾不出一条空轨而导致运转脱节。可电报机却不断吐出印有最后通牒式电文的小纸带,内容全是下令要为某某师团让道的。印满字符的纸带还在源源不断地爬出来,每封电报都写着“特急……军事命令……立即让道……”,并且几乎每封电报中都提到,不服从命令者将作为犯人被移送革命军事法庭。

负责梳理“大塞车”的正是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了进来,他们挥舞着左轮手枪,要求依照某某集团军司令员发的某某号电令,立即率先发动他们的列车。

他们谁都不乐意听到,这是办不到的。“就算断了气,也得先放我们过去!”紧接着就是一番破口大骂。遇到尤其复杂的状况,就赶紧把朱赫来搬来。这么一来,已经互相瞄准了的、剑拔弩张的双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朱赫来的身躯有如钢铁般安稳而沉静,再加上他那不容反驳的紧绷的嗓音,总能迫使人们把挥动着的手枪重新塞回到枪套里面去。

如今,保尔不得不时常顶着头部针刺般的疼痛从屋里走到月台上。肃反工作已经损害了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从一列满载弹药箱的敞车上发现了谢廖沙。于是,谢廖沙从敞车上朝他扑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差点没把他撂倒在地上:

“保尔!你这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伙伴都不知道,彼此该从何问起、从何谈起了。要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两人都已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抛出一个个问题,还来不及待对方回答,就自顾自地说开了。甚至连汽笛声响起都没觉察,直到列车缓缓开动,他们才松开紧搂的双臂。

能有什么法子呢?火车在渐渐提速,相会的时光到了尽头。为了不误车,谢廖沙冲着伙伴最后一次喊了句什么,就朝站台奔去,他攀住暖车敞开的车门,车里伸出的几只手把他拽了上去。保尔就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直到这会儿才猛地记起,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娅牺牲的消息。要知道谢廖沙还一直没回过家乡。而他,保尔,完全被这次相见冲昏了头脑,也忘了告诉他这件事。

“就叫他安心上路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想。他不会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伙伴了。谢廖沙站在车厢顶上,挺起胸膛迎向秋风,他也不知道,死神正向他逼近。

“坐好,谢廖沙。”多罗申科劝他,这个红军战士的军大衣后背上让火给烧出个窟窿。

“没事儿,我跟风是老朋友了。就让它好好地吹吧,”谢廖沙笑着回答说。

仅仅过了一星期,他就在第一场战斗中死在了乌克兰秋日的草原上。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中弹使得他哆嗦了一下。他往前迈了一步,只感受到炙热的疼痛,像是胸口已撕裂开来,他摇晃了几下,并没有喊叫,张开双臂环抱住空气,接着用两只手紧紧按住胸口,俯低身子,仿佛要腾空而起似的,随后灌了铅的身子便轰然倒地,一对碧蓝的眼睛凝滞地望向无边无际的草原。

肃反委员会里紧张的工作状态,影响了保尔尚未巩固的健康。挫伤性疼痛病发的次数愈加频繁,终于,在两个未眠的通宵过后,他失去了知觉。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要是我换个工作,你意下如何?我强烈希望能到机修总厂去,干我的老本行,不然我老觉得自己在这儿的用处不大。委员会的人和我说了,我不适合待在部队。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呢。就这两天,肃清苏蒂里匪帮的事儿可把我拖垮了。我该从没完没了的战斗里抽出身来休息一下了。费奥多尔,你也清楚,要是我连腿脚都站不稳的话,我干肃反工作不会是个好手。”

朱赫来担忧地望着保尔:

“是啊,你看上去不太好。早就该让你解脱出来了,是我的错,工作上疏忽了。”

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果,保尔揣着一张介绍信去了共青团省委会。信上说,该柯察金的工作由委员会分配。

一名淘气地将便帽拉到鼻梁的不安分的小伙子瞟了介绍信一眼,快活地冲保尔眨了眨眼睛:

“打肃反委员会来的?那可是好地方。好吧,我们这就给你安排工作。我们正缺人手。叫你到哪儿去呢?你想去省粮食委员会吗?不想?那就算了。去码头的宣传基地呢?……不愿意?那就白瞎了。那可是个好地方,有突击口粮……”

保尔打断了小伙子:

“我想到铁路上去,进机修总厂。”

小伙子吃惊地望着他:

“去机修总厂?嗯……那里不需要咱们的人。总之,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吧。她会安置你的。”

在同这个黝黑的姑娘进行过一番简短交谈后,事情就决定了:保尔到机修总厂去,不脱产地担任共青团书记。

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的大门口,在半岛狭仄的咽喉部位,在曾划开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扎波罗什哥萨克部落的古老的分界线边上,白匪军重建起了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彼列科普。

那些注定走向灭亡的旧世界余孽,从全国各地被驱逐到了这里。他们躲在彼列科普要塞身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上,自以为绝对安全,成日纵情享用着美酒。

一个秋雨之夜,千万名劳动人民的儿子淌进海湾冰冷的海水里,为的是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袭击躲在防御工事里的敌人。伊凡·扎尔基也在这千万人之中,正用脑袋小心翼翼地顶着自己的机枪。

伴随着黎明破晓,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了锡瓦什湖,在白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数千名红军越过障碍,照着敌人的脑门发起了猛攻。彼列科普要塞里立即陷入极度惊慌之中,乱成了一团。而伊凡·扎尔基,正是最先爬上乱石滩的战士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惨烈的战役打响了。白军的骑兵部队有如一阵疯狂而残暴的旋风,朝着刚爬出水面的战士们扑了过来。扎尔基的机枪片刻不停地喷射出死亡。人和马在弹雨中成堆倒下。扎尔基一次又一次以急速装起新弹盘。

在上百座大炮的猛攻下,彼列科普要塞沸腾了。大地似乎在坍塌,正陷入无底的深渊,此外,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上千颗炮弹划破天际,散裂做微小的碎片,带来死亡。大地被炸开了花,泥土飞溅至半空,成堆的黑色石块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脑袋终于被碾碎了,红色浪潮涌进了克里米亚,第一骑兵军各师团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大展神威。白卫军已经吓破了胆,惊慌失措地蜂拥进了离港的几艘轮船。

共和国将金质的红旗勋章佩戴在战士们那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他们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制服上,也别上了一枚勋章。

跟波兰人的和约业已缔结,正如朱赫来所望,小城仍旧是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的。离城三十五公里远的一条河成了边界。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清早,保尔回到了熟悉的故土。

他踏上布满积雪的月台,瞥了一眼“谢佩托夫卡一站”的牌子,就立刻左拐,朝机车库走去。他向人打听阿尔焦姆,可钳工却不在那儿。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森林,往城里走去。

玛利亚·雅可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身便邀请来人进门。当一个披着白雪的人从门里走进来的时候,她认出了儿子那张亲切的面孔,她两手捂住心口,在莫大的欢喜之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母亲将自己瘦小的身子整个地贴靠在儿子胸前,无数次亲吻着他的脸颊,流淌下幸福的泪水。

保尔将她拥在怀里,望着母亲那饱受忧虑和期待折磨的、布满皱纹的面庞。他什么都没说,等待着她平静下来。

这个历经磨难的女人眼睛里重又闪烁起幸福的光芒。这些天来,母亲的话总也说不够,怎么看儿子都看不够。她本已不再奢望能见到他了。当三天后的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行军包闯进家门的时候,她的喜悦之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住在柯察金家小房子里头的人,全都回来了。两兄弟历经了重重的考验和艰难险阻,终于幸免于难……

“你们从今往后打算做什么呢?” 玛利亚·雅可夫列夫娜问儿子们。

“妈妈,我们还是重操旧业吧。”阿尔焦姆回答说。

保尔在家里住了两星期便返回了基辅。那里还有工作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