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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八章

第八章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河水不时惶惶地闪现出些许微光;又对卧在河岸边的鹅卵石潺潺低语着。从两岸直至河床的中央,河水是宁静的,她的平静仿佛凝固了似的,呈现出的色调则是微微泛亮的灰色。河中央却是一团漆黑的色彩,充满了不安定。仅凭肉眼就能判断,河水正湍急地朝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而雄伟的河流,果戈理曾特意为她写下那不朽的篇章:“第聂伯河神奇而美妙……”河的右岸高高耸起,陡峭的断崖直插水中。它以一座山峰的形态贴靠着第聂伯河,仿佛是在自己的运动中,面临这辽阔的大河兀然止步一般。下方的左岸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过后淤积在自己岸上的。

在河畔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藏着五个战士。他们紧挨在掩体里,趴在一挺圆鼻头的马克西姆机枪的边上。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当中那个侧卧在机枪边上的、面朝河水的人,正是谢廖沙·布鲁扎克。

就在头一天,这几个人在永无休止的战斗中被抽干了气力,他们的队伍遭到了波兰军队疾风骤雨般的重炮轰击,基辅丢了,他们也转移到了河左岸,去构筑防御工事。

然而,战败后的撤退,重大的伤亡损失以及末了还把基辅让给了敌人,这些已经对战士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第七步兵师曾冒着枪林弹雨进行了英勇的突围,他们穿过森林,缘着铁轨朝马林火车站方向进发。经过一番猛烈的进攻,他们赶走了驻守车站的波兰士兵,把他们赶进了森林,清出了一条通往基辅的道路。

可眼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们打心里不是滋味。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离达尔尼察之后,就在河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据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军事据点。

不过,就算是搭上所有的兵力,也是断无可能再往前推进半步了。那样注定会遭遇猛烈反击。

谢廖沙注视着奔流的河水,不由回忆起头一天的情形。

就在昨天的正午时分,他们的部队怀着一致的仇恨,与白军展开了激战。也就是在昨天,他头一次跟一个没长胡子的波兰雇佣兵展开了近身肉搏。那个家伙亮出了步枪上那长似马刀的法国刺刀,飞身向他扑了过来;那家伙像只兔子一样蹦跳着冲过来,嘴巴里还胡乱嚷嚷着什么。刹那之间,谢廖沙望见了他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谢廖沙拿刀尖去击打波兰人的刺刀,明晃晃的法国刺刀被挑到了一边。

波兰兵应声倒下。

谢廖沙的手不曾颤抖一下。他知道,他还会杀人,他,谢廖沙,能够如此温柔地去爱,如此强烈地珍视友谊。他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可他也知道,那些被世上的寄生民族所蒙蔽、所侵蚀的派遣兵,都怀着野兽般的仇恨去进攻他的祖国。

而他,谢廖沙,杀人是为了让那一天快点到来——世上的人们彼此再无杀戮的那一天。

就在这时,帕拉蒙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

“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快要发现咱们了。”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经一年了。他乘过机枪车,坐过炮弹拖车,还曾骑过一匹单只耳朵被砍掉了的灰马。他已长大成人,变得健壮了。他在痛苦与磨难中成长。

皮肤被沉重的子弹袋磨出血来复又长好;被机枪带磨出的茧子却已经结成了坚硬的疤痕。

在这一年里,保尔目睹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有其他成千上万名战士也跟他一样,他们衣衫褴褛,衣不蔽体,但是内心却充满着不灭的火焰,立志要为建立起本阶级政权而奋斗。他们靠着两条腿在全国南征北战。期间,保尔只有两次脱离过这风暴。

第一次是由于大腿负伤,第二次则是在严寒的一九二〇年二月患了伤寒,持续高烧不退。

虱传斑疹伤寒比波兰人的机枪还要可怕,它造成了第十二集团军多个师团士兵的大批死亡。这支集团军散布在广阔的地域上,几乎横跨了整个乌克兰北部地区,切断了波兰军的进一步向前推进。还没等完全康复,保尔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眼下,他所属的团占据了位于卡扎京至乌曼这一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的周边地区。

车站在森林里。火车站体量并不大,靠着车站有一些毁坏了的、被居民遗弃了的小房子。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沉寂了将近三年时间,又开始开火。在这段时期里,弗隆托夫卡车站可真是见识了各色人等!

一些大事件在重新酝酿着。第十二集团军受到了重挫,一部分业已瓦解,在波兰军队的猛烈攻势之下往基辅撤退。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在厉兵秣马,准备好要给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沙场的第一骑兵军,被从遥远的北高加索投放到了乌克兰战场上,这在战争史上堪称一场无与伦比的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骑兵师,一个接着一个地朝乌曼地区进发,要在我军前线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的路上,还顺便收拾了马赫诺夫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骑兵,是一万六千五百名被草原的酷热历练过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想方设法,以保这场有所准备的决定性战役安排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觉察。共和国以及各条前线的司令部都严防死守着对这支骑兵大军的部署情况。

在乌曼地区,主动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从莫斯科直连前线指挥部的线路接连响个不停——指令经口哈尔科夫,从这里传达至第十四、第十二集团军指挥部。在狭窄的电报纸条上,印着用莫尔斯电码敲打出来的一道道命令:“切莫引发波兰军对骑兵部队集结一事的关注。”只有当波兰军的推进使布琼尼的骑兵面临卷入战争的威胁的时候,才能打响主动战。

篝火那暗红色的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圈儿打着旋儿向上爬升。一群小蚊蚋不喜烟雾,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着。战士们围着火堆,在稍微远离的地方坐成了一个扇形。篝火把他们的脸庞映成了铜红色。

借着余温,在篝火旁的浅蓝色炭灰里,热着几只军用饭盒。

盒里的水冒起了泡。一股不老实的火舌从燃着的木头下面摆脱出来,往上一蹿,舔到了某个人长着一头蓬乱头发的脑袋边上。这人忙偏了偏脑袋,不满地嘟囔道: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一名身穿呢料制服、蓄着短胡须的中年红军战士,刚刚就着火光检查过了步枪的枪筒,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

“这小伙子学问做得着了迷了——连火烧都觉不着。”

“你倒是跟我们说说,柯察金,你在那儿读到些啥。”

这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自己被烧焦的那绺头发,笑了。

“实在是本好书,安德罗休克同志。一旦碰到它,就说什么也放不下了。”

保尔的身边是个翘鼻子的男孩儿,他正埋头捣弄子弹袋上的小皮带。他拿牙齿咬断了粗线绳,好奇地问道:

“里头写的是谁的事儿?”他把针别到帽子上,又把剩下的一段线缠在针上,接着又补充说道,“要是个爱情小说的话,我会相当感兴趣。”

周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马特维丘克抬起自己给剪得又短又平的脑袋,他诡诈地眯缝起一只狡黠的眼睛,冲男孩儿说道:

“当然喽,爱情可是件美事儿哟,谢列达!你是个美男子,跟画里出来的似的!不管咱们到了哪儿,姑娘们一见你就迈不动步子。不过你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瑕疵,就是鼻子呢——像个猪拱嘴。好在这个是能改造的,只消在鼻头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一宿的工夫就压下来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惊吓到了套在机枪车上的几匹正在打盹的马。

谢列达慢吞吞地回过身子。

“不关帅不帅的事儿,而是脑袋瓜儿的事,”他绘声绘色地戳了戳自己的额头,“你有根能说会道的舌头,可你这人却是个蠢蛋中的蠢蛋,你的耳朵也是冷冰冰的。”

眼看自己的同志就要扭打成一团,班长塔塔里诺夫连忙把他们拉开:

“好了好了,伙计们,干吗咬来咬去的?最好还是叫柯察金给咱们念几段现成的。”

“念啊,保夫鲁沙,念啊!”呼声从四下里传来。

保尔把马鞍子搬到火堆跟前,坐了上去,随后翻开膝头上那本尺寸不大的厚书:

“这本书,同志们,名叫《牛虻》。我是打营政委那儿借到它的。这本书强烈地影响了我。要是你们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就念。”

“放心吧!不要紧!没人会打岔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同志陪同政委悄悄朝篝火走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十一双眼睛,正片刻不离地盯在朗读者身上。

普兹列夫斯基别过头去,一只手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

“团里一半儿的侦察兵都在这里了。当中有我的四个兵,都是年纪轻轻的共青团员,不过是个顶个的好战士。这边这个正在念书的,还有那边另一个——瞧见了吗?——眼睛跟小狼崽子似的——他们是柯察金跟扎尔基。俩人是朋友,不过互相之间暗地里可没少较劲。柯察金以前是我手底下的头号侦察兵。如今他有了个难对付的对手。你瞧,眼下他们正做着政治思想工作,可却叫人一点儿看不出来,影响还很大。有人给他俩想出来一个称号,就叫‘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道。

“不是,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驱马向前。

“你们好,同志们!”他大声呼喊道。所有人都扭过头来。团长轻快地跳下马背,朝在座的战士们走了过去。

“同志们,烤火呢?”他满脸笑意地问道,严厉的神情从他那刚毅的面庞和些许似蒙古人的细眼睛里消失了。

大家伙仿佛迎接一名好战友一般,亲切而友爱地欢迎了团长。政委留在了马上,他还要到别处去。

普兹列夫斯基把装着毛瑟枪的皮套朝后一甩,挨着马鞍子上的保尔坐了下来,提议道:

“咱们一块儿抽点儿,如何呀?我弄了些上好的烟叶。”

抽着烟卷,他跟政委说:

“多洛宁,你走吧,我留在这儿。要是司令部有事找我,那就告诉我一声。”

多洛宁走后,普兹列夫斯基转向保尔,说道:

“继续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一直念完最后几页,把书摆在膝头,沉思般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谁也没说一个字。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牛虻之死的感怀里。

普兹列夫斯基吸着纸烟,等着大家伙交流看法。

“真是个沉重的故事,”谢列达打破了沉默,“就是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人。一个人本来是承受不来这些的,可要是为了理想,那么他就能克服一切。”

他说得激动不已。这本书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佛米切夫从前是白教堂城的一名鞋匠学徒,他忿忿地嚷了起来:

“那个该死的教士把十字架往他嘴巴里塞,要是换作我,非立马取了他性命不可!”

安德罗休克拿根小木棍把饭盒往火边上推了推,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发表了一番感想:

“要是你知道为何而死,死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候人就会显示出一种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与你同在的,那就绝对应当死得从容。英雄气概就是这么来的。我认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名叫坡莱卡。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敖德萨被白军给当场抓住后,一气之下,就照着整整一个排的敌人冲了过去。没等刺刀挨到他,他就刺啦一声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脚底下爆炸了。尽管他自己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不过周围也倒下了一堆的白匪兵。要是从外表看上去,他没什么可取之处。没人会给他写这么一本书,不过其实还是值得书写的。在咱们的兄弟们当中,出色的人可多着呢。”

他把勺子搁在饭盒里搅了搅,撅起嘴巴,尝了口勺子舀起的茶水,继续说道:

“可也有人死得像狗一样。死得不清不楚,毫无光荣可言。当时我们正在伊贾斯拉夫打仗,这个城市是这样的古老,还是在公爵的年代建成的。城市就在戈伦河的岸边。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跟个堡垒似的,没法强攻。于是呢,我们翻了进去。我们呈分散的队形,顺着巷子摸索前进。处在我们右翼的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然后就瞧见,在一户院子近旁立着三匹马,全都拴在栅栏上,还佩着马鞍子。嘿,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了么,我们寻思着,准能当场逮几个波兰兵。我们十来号人就冲进了院子。拿把毛瑟枪冲在最前头的,是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

“我们冲到房子跟前,发现门是开着的,就进去了。本以为会遇到波兰兵,结果竟恰恰相反,是我们自己的骑兵侦察队员在里头活动。他们抢在我们前头到了。我们看见他们在这儿干着十分不体面的事儿。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们在欺负一个女人。那儿住着的是个波兰军官。他们那会儿已经把他的老婆摁倒在地上了。那个拉脱维亚人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就用自己的语言吼了句什么。于是那三个人就被拖进了院子里。咱们俄罗斯人就两个,其他的全都是拉脱维亚人了。那个连长姓布列吉斯。哪怕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也看出来了,明摆着,他们要毙了那三个家伙。这些个拉脱维亚人真是有骨气的硬汉子,性子刚烈。他们把三个人拖到用石头垒的马厩跟前。完蛋了,我心想,这下准是要被崩了。这三个被抓的人当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模样奇丑无比,他不肯就范,使劲扑腾着。还骂的难听极了,说什么,难道为了个娘们儿就该枪毙!另外那两个也不住地求饶。

“见到这幅光景,我觉得浑身发冷。我就跑到布列吉斯面前说:‘连长同志,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好了。你干吗让他们的血脏了自己的手呢?城里的仗还没打完,可咱们却忙着在这儿跟这几个人算账。’他立马朝我转过身子,我就后悔自己说出的话了。他的两只眼睛活像老虎,毛瑟枪就指着我的嘴巴。我打了七年的仗,可这一回是真害怕了。我觉得他会不由分说一枪崩了我。他用俄语冲我嚷着。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他的话:‘旗子是血染的,可这些家伙是全军的耻辱。当了强盗就得拿命抵。’

“我看不下去,从院子里跑到了大街上,枪声就从后面传了过来。我心想,了结了。等到我们再排成散兵线进发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整个故事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些人就像狗一样地死了。他们都是从梅利托玻利附近加入我们的骑兵侦察队的。曾经还在马赫诺手底下干过,一群乌合之众。”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在脚边,开始去解装着面包的背囊。

“是有这样的败类混在咱们的队伍里,你总不能一下子看透所有人。从外表上看,这些人也是在为革命卖力。可他们其实是耗子,能坏一锅汤。可我当时还是看不下去。直到如今也忘不了。”他说完这一番话,就喝起茶来。

直到深夜,骑兵侦察员们才睡下。谢列达在熟睡中打起了呼噜。普兹列夫斯基把脑袋枕在马鞍子上,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了。他把马拴到树上,把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招呼到自己跟前,说:

“指导员,听我说,有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打算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他们那儿往后准有大仗要打。他们集结了这么多人,总不会是为了摆宴席吧。可咱们这儿呢,所有人只能待在一个地方瞎晃悠。”

指导员惊奇地望着他:

“什么叫转过去?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电影院么?这像什么话?要是咱们所有人都开始从一个队伍蹦到另一个队伍,那可有好戏看了!”

“在哪儿打仗,还不都是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麦尔的话,“在这儿也是打,在那儿也是打。我又不是要逃到后方去。”

克拉麦尔断然表示了反对:

“那么你眼里还有纪律吗?保尔,你什么都好,可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你总是想干嘛,就干嘛。可是党和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之上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人都该做到,不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是哪里需要他,他才去哪儿。普兹列夫斯基不是已经拒绝过你调职了吗?这就意味着,此事可以不必再提了。”

又瘦又高、面色蜡黄的克拉麦尔因为过于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密密实实地盘踞了他的两肺,使得他的双颊时常呈现出病态的绯红。

保尔待克拉麦尔平静下来,用并不大声却坚定不移的口气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部队里去——我去定了。”

到了第二天傍晚,保尔的身影已经从篝火旁消失不见了。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在靠近学校的土丘上,骑兵们围聚成了一个大圈。布琼尼骑兵队的一名健硕的战士坐在机枪车尾部,他神气地把军帽往后脑勺一推,就拉起了手风琴。一名穿着红色肥裤子的骑兵合着琴声,狂放恣意地跳起了疯狂的戈帕克舞。不料琴在他的手底下发出断断续续的嘶吼,节奏也乱作一团,搞得那舞者的步伐也凌乱了。

村子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出于好奇,也爬上机枪车,或是骑到临近的篱笆墙上,看着属于这支刚刚开进他们村的骑兵旅的一些战士们,跳起大胆而豪放的舞蹈。

“托普塔洛,跳得再快点儿!把地给它跺平。哎,加油哇,老弟!拉手风琴的,来点火力!”

不过呢,这位手风琴手那粗壮的手指头倒是连马蹄铁都能扳弯,可按起琴键来却困难得很。

“马赫诺的人把阿法纳西·库利亚布科砍死了,”一名晒得黝黑的骑兵惋惜地说,“他的手风琴拉的可是一等一的好,还是骑兵连里的排头兵,真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他是个好战士,还是最好的手风琴手。”保尔就同他站在一起。听到最后几个字,他挤到机枪车跟前,把一只手打在了风箱上。手风琴顿时没了声响。

“你要干吗?”拉手风琴的战士瞟了他一眼。

舞步也戛然而止。四周传来许多不满的声音:

“那儿是怎么回事?怎么停了?”

保尔一只手拉住了琴带:

“给我,我来背会儿。”

那个布琼尼骑兵将信将疑地望着眼前陌生的红军战士,犹犹豫豫地从肩上摘下了琴带。

保尔还是按照习惯动作,把手风琴搭在膝头。像打开一把折扇似的开了波浪式的风箱,他再一用力,在开合之间,和谐的乐曲就流淌过每个人的心头:

哎呀呀,小苹果,

你要滚到哪里去?

落到省肃反委的手里面,

你可就回不来啦。

托普塔洛随着熟悉的旋律飞旋起来。他扬起双臂,仿佛鸟儿一般,绕着圈儿地飞奔,抛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花哨动作,啪啪地拍打着自己的靴筒、膝盖、后脑勺、额头,还用手掌把靴底子拍得震天响,到了最后是拍打大张开来的嘴巴。

手风琴以豪放而醉人的节奏,催促着他,驱使着他,托普塔洛就轮番踢着双腿,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嘴里还气喘吁吁地喊着:

“嘿,哈,嘿,哈!”

一九二零年六月五日,经过几场短暂而猛烈的搏斗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撕破了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防线,还把企图在路上拦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消灭得一干二净,随即朝着鲁任方向进发。

波军指挥部为了堵住缺口,于匆忙之中拼凑出一只突击部队。五辆履带式装甲坦克刚刚从波格列比谢火车站的平车上卸下来,就匆忙奔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军绕过了扎鲁德尼齐,逃过了备下的袭击,不知不觉进入了波军的大后方。

跟踪着骑兵第一军,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忙又追了上去。这支骑兵师得到命令,要从后方包抄骑兵第一集团军。依照波军指挥部的观点,骑兵第一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波军的后方重要战略据点——卡扎京市。但是这并未缓解波兰白军的处境。尽管第二天他们就堵上了被撕开的防线缺口,并在骑兵第一军的身后将防线连成了一片,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嵌进他们的大后方,捣毁了多个敌军后方基地,并意欲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动猛攻。在进行过程中,各个骑兵师还沿途摧毁了一些小型的铁路桥,破坏了多条铁路,为的是让波兰军队无路可退。

根据多名俘虏的口供,在日托米尔驻扎着他们的集团军司令部——事实上,甚至连战线司令部也驻扎在那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做出决定,要攻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道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时分,第四骑兵师已经朝着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顶替了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一个骑兵连里直接升任成了排头兵。这个骑兵连的战士们不愿放走如此出色的手风琴手,便集体申请将他收下了。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战士们排成扇形阵形,任由烈马纵横驰骋,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鼻息粗重,战士们脚踩马蹬直立起了身子。

地面从脚下飞快又飞快地略过,一座装点着花园的大城市迎面朝着骑兵师扑来。他们从一座座花园当中飞驰而过,一直冲到城中心,“杀呀!”——这可怖而骇人的叫声伴随着死亡,在空中回荡着。

失魂落魄的波兰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当地的卫戍部队当即土崩瓦解。

保尔俯身贴靠着马脖子,一路飞驰。他身畔那个骑着细腿黑马的人,是托普塔洛。

保尔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勇猛的骑兵毫不留情地砍倒了一个没来得及把枪架到肩上的波兰士兵。

马蹄得得敲打着石板路。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就架在道路正中央,三个身穿蓝色军装、头戴四角方形军帽的波兰兵正俯身对着它。第四个的衣领上用金线绣着好几条蛇的图案,见他们冲过来,就伸出了端着毛瑟枪的那只手。

此时,无论是托普塔洛还是保尔都无法勒住马了,他们只好直直地冲着死神的爪子、那架机枪而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偏了……子弹如同一只麻雀,擦着他的面颊飞了过去,波兰中尉被马用胸膛撞飞了,他仰面倒地,脑袋磕在了石头上。与此同时,机枪古怪地狞笑着,猛地喷射出了火舌。托普塔洛像是被数十只黄蜂蛰到了似的,连人带马倒在了地上。

保尔的马扬起前蹄,惊恐地嘶叫了两声,紧接着便带着背上的人,一连经过倒地的两人,径直朝着机枪旁边的几人冲了过去。军刀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电光般的弧线,便刺进了一顶蓝色方帽里。

保尔手中的军刀重又高举在空中,正预备照着另一颗脑袋砍下去。可是亢奋的马却蹦到另一边去了。

就在这时,骑兵连的人马仿佛发了狂的山洪,朝着十字路口奔腾而来,数十把军刀在空中此起彼伏。

监狱那又长又窄的走廊上,叫喊声响作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面容疲惫而憔悴的人们骚动起来了。城里正在进行战斗——难道说还可以相信么,相信自己还能恢复自由身,相信这是自己人不知由哪儿打回来啦?

枪声已经到了院子里。有些人正沿着走廊跑动。突然,传来一个亲切的,亲切到令人无法形容的声音:“同志们,出来吧!”

保尔跑到上了锁的牢门前,门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门里的几十对眼睛全都注视着这里。保尔用枪托拼命去砸锁,一下接着一下地砸!

“等一等,让我炸开它。”米罗诺夫止住了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来。

排长齐加尔钦科一把夺过了手榴弹:

“快住手,疯子,你傻了不成?钥匙马上就到。哪里撬不开,咱们就用钥匙来开。”

在手枪的逼迫下,几名看守已经被押进了走廊。不一会儿,走廊上就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欣喜若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里: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师已经拿下了城市。”

一个女人泪眼汪汪地扑向了保尔,像抱着亲人似的抱住他,号啕大哭起来。

对战士们而言,同任何战利品、任何胜利比起来,解放出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都更加弥足珍贵,他们被波兰白军关在这个石匣子里,心惊胆战地等待着被枪毙或者被绞死的命运。此外这里还关着两千名红军的政工人员。对于这七千名革命者来说,暗无天日的黑夜刹那变成了阳光明媚、炎热和煦的六月天。

一名脸色黄得如同柠檬皮般的犯人,开心地朝保尔奔了过来。这是萨穆伊尔·列赫尔,来自谢佩托夫卡的印刷厂排字工。

保尔听萨穆伊尔向他娓娓道来,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薄霜。萨穆伊尔向他讲述了发生在故乡小城的流血惨剧,他的字字句句犹如熔化了的钢水,滴落在保尔心间。

“一天夜里,我们所有人一下子全被捕了,准是叫哪个混蛋奸细给出卖了。我们所有人都落到了宪兵队的手掌心里。保尔,他们打我们可真狠啊。我受的苦比其他人要少些:打了头几下我就倒在地上晕过去了,可是其他人身子骨结实些。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多。咱们走的每一步,他们都一清二楚。

“这下谁都看清楚了,叛徒就在我们当中呢!那些日子就不要跟我提了。保尔,好多人你都认识:瓦莉娅·布鲁扎克,从县城里来的罗莎,她还是个小女孩儿呢,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啊,她的眼里总透着一种信任,还有萨沙·邦沙夫特,你还记得吧,我们的排字工,多么快乐的小伙子,他老是爱画讽刺我们厂长的漫画。这是他。然后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跟屠日茨。看吧,这些人是你认识的。剩下的其他人是来自县城和乡下的。一共抓了有二十九个人,当中有六个是女的。瓦莉娅和罗莎在头一天就被强奸了。这帮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被拖回牢里的时候都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自此以后罗莎就开始语无伦次,没过几天精神就完全失常了。

“那些畜生不相信她是真疯,还以为她是在装疯卖傻,每次审问都要打她。等到她要被枪毙的时候,她看着可怕极了。脸给打得黑黑的,眼神古里古怪,十足一个发了疯的——老太婆。

“瓦莉娅·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像是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打哪儿得来,可是保尔,难道说,我能把他们的死法全部讲给你听吗?我讲不出口。他们的死可比这个字要糟糕得多……瓦莉娅所参与的是最危险的工作:正是她跟波兰司令部的几名无线电报员保持着联系,她还被派到县里去做过联络工作,并且在她家里搜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一切都经过了设计,为的就是要把预谋炸司令部的罪名安在她头上。

“唉,保尔,关于最后几天的情景,我真的是说不出口,不过既然你要求了,我就告诉你。军事法庭做出了判决:瓦莉娅跟另外两人绞刑,其余的同志一律枪毙。

“那些被我们策反了的波兰士兵,要比我们提早两天受审。

“有一名年轻的下士,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曾在洛济当过电工。他的罪名是叛国以及在士兵中间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在判决下达的二十四小时过后,他就被执行了枪决。

“在他的事儿上,瓦莉娅作为证人被传讯了。她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从事了共产主义宣传,但断然否认了叛国的罪名。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一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所做的,不过是叫那些跟我一样被赶上战场的士兵们睁开了眼睛。你们可以为这个绞死我,不过我从没背叛过祖国,也绝不会背叛。只不过咱们的祖国是不一样的。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老爷的,而我的呢,是工人农民的。在我的这个即将诞生的祖国里——我深信这一点——绝不会有人叫我叛徒’。

“判决下达后,我们所有人就被关到了一起。到了临刑前,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监狱里。在监狱对过儿的医院附近,一夜之间搭起了绞刑架。在距离林子边上稍远的地方,就在靠近大路的断崖上,选了块执行枪决的地儿。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个坑。

“处决的告示在城里贴了出来,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波兰人决定要当着全城人的面对我们执行判决,要在白天,好叫所有人都能看见,都感到害怕。从早上就开始把老百姓从城里往刑场赶。一些人出于好奇去了——尽管他们觉得吓人,可还是去了。绞架四周围满了人。不管眼睛看到哪儿,全是人的脑袋。你知道,监狱是被木栅栏围着的。绞架就架在监狱旁边的那个地方,嘈杂的人声连我们都听得到。在后面的街上,架起了好几挺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全都调了来。他们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大街小巷。就在绞架的边上,他们为判了绞刑的犯人专门挖了一个坑。我们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偶尔才有只言片语的交流。该说的话早在头一天夜里就全说尽了,并且也在那个时候道过了别。只有罗莎缩在牢房的角落里,自言自语低声说了些叫人听不明白的话。瓦莉娅被强暴和毒打得遍体鳞伤,已经不能走路了,一直躺着。从乡下抓来的两名共产党员,也是亲姐妹,抱成一团互相诀别,还是忍不住大哭起来。从县里来的斯捷潘诺夫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个大力士——他在被抓的时候还打伤了两个宪兵——只听他口气坚决地向两姐妹要求道:‘同志们,不要流眼泪!你们在这里哭了,到了那儿可就不许哭了。绝不能叫那些嗜血的狗崽子们高兴。他们横竖不会放过咱们,咱们横竖都是一死,那就死得从容些吧。咱们当中谁也不能屈着膝在地上爬。同志们,请记住,要死就死的从容不迫。’

“终于轮到我们了。走在头里的是侦缉处处长什瓦尔克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施虐狂,疯狗一条。要是他不去强奸,就让宪兵们去强奸,他自己就在一旁玩味。从监狱前往绞架的路上,宪兵们用人墙排出了一条走道。这些军服肩上垂着黄穗带的“黄脖子狗”站立着,个个佩剑出鞘。

“我们被枪托顶着赶进了监狱院子里,每四人被编成了一组。院门打开了,我们被押到了大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好让我们先眼见着同志们死去,然后才轮到自己。绞架很高,是用粗壮的原木搭起来的。上面吊着三个用粗捻绳系成的圈索。脚手架带有梯子,就抵在一根活动的桩子上。人潮涌动着,从中传出了微弱的嘈杂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我们也认出了自己的亲友。

“在不远处的台阶上,聚着几个手拿望远镜的波兰小贵族阶级,还有几名军官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是要来瞧瞧,怎么把布尔什维克绞死。

“脚底下的雪很软和,林子都叫它给染成了白色的,树上也像是撒了棉絮似的,天上飘着雪花儿,慢慢落到我们滚烫的脸颊上,然后就一点点融化了。脚手架上也积了一层雪。我们所有人的衣服几乎全被剥光了,可谁也不觉得冻得慌,斯捷潘诺夫甚至都没留意到自己脚上只穿了袜子。

“一名军事检察官跟好几个高级军官,都在绞刑架边上站着。到了最后,被判了绞刑的瓦莉娅连同那两名同志从监狱里被押了出来。他们三个人全都手挽着手。瓦莉娅在中间,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被同志们搀扶着,可她记着斯捷潘诺夫说的那句‘要死就死得从容不迫’,仍尽力试着自己走。她没穿外衣,只穿了件绒线衫。

“看起来,什瓦尔克夫斯基不爱让他们手挽手走路,他朝走着的几个人推了一把。也不知道瓦莉娅回敬了句什么,就为这句话,一个骑在马上的宪兵照着她的脸狠狠抽了一鞭子。

“人群里头有个女人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她发了狂般地嘶叫着,挣扎着想挤过人堆冲到三个人跟前。可她还是叫人给抓住,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了。估摸着,该是瓦莉娅的母亲。等走到离绞架不远的地方,瓦莉娅唱起了歌。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嗓音——或许只有正迈向死亡的人才能唱得这么有感情吧。她唱的是《华沙工人歌》。她的同伴们也跟着附和。马鞭子落了下来,气急败坏的宪兵开始毒打他们。可他们却跟感觉不到似的。他们被打倒在地上,像拖布袋一样地被拖到了绞架跟前。匆匆念完了判决书,绳索就套到他们脖子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齐声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下里朝我们扑了过来;我只看到,一名士兵拿枪托打落了脚手架的那截桩子,于是三个人全都吊在绞索上,抽搐起来……

“就在我们十个人已经站到墙根底下的时候,有人念了判决书,说是将军大人开恩,把死刑改成了服二十年苦役。可其余的十六人还是被枪毙了。

说到这儿,萨穆伊尔一把扯开了衬衣领子,仿佛被它勒得喘不过气一样。

“被绞死的人挂了三天没有解下来。绞架边上日夜都有巡逻兵站着。后来我们狱里又关进来几个新犯人。据他们讲,‘到了第四天,最重的托鲍利金把绞索撑断了,直到这会儿才把其余两个也解下来,就地给埋了。’

“不过绞架一直还立着。在我们被押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它。就那么立着,连绞索都在,等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吭声了,呆滞的眼神凝视着远方。他的话讲完了,保尔没有察觉。

那三具尸体的模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耷拉着骇人的头颅,无声无息地摆动着。

街上猛然吹响了集结号。这个响声迫使保尔清醒过来。他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萨穆伊尔,咱们从这儿出去吧!”

被俘的波兰士兵在骑兵的押送下走在大街上。团长站在监狱门前,往阵地记事本上书写了一道命令。

“请拿着,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字条交给矮壮的骑兵连长,说道,“派一支骑兵侦察小分队,把所有俘虏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派。受了伤的要给包扎好,抬上马车,也派到那儿去。运到离城二十俄里前后的地方,就叫他们走吧。咱们没工夫忙活他们的事儿了。看好了,不能有任何粗暴对待俘虏的事儿发生。”

保尔骑到马鞍子上,扭头对萨穆伊尔说:

“你可听见了?他们绞死咱们的人,可咱们却要把他们送回自己人身边儿,还不准粗暴对待!谁能办得到啊?”

团长扭过头来,审视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带着坚定而冷漠的口吻说道:

“虐待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可是要枪毙的。我们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大门的时候,又记起了曾当着全团宣读过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国家以红军为荣,并要求不得在其旗帜上抹上任一污点。”

“不得抹上任一污点。”保尔嗫嚅着嘴唇说道。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克日托米尔的时候,在奥库尼诺沃村所在地区,从属于高利科夫同志所率突击队的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强渡了第聂伯河。

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编成了一支部队,他们接到命令,要横渡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通往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退路。就在渡河的时候,米什卡·列夫丘科夫牺牲了,他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员。

正当战士们顺着摇摇荡荡的浮桥跑步通过时,一颗炮弹由山那边飞了过来,掠过战士们的头顶,在水面上开了花。就在刹那间,米什卡一头栽到了浮桥的小船底下,被河水吞噬了,而且再也没冒上来。唯有头发淡黄、头顶无檐儿军帽的红军战士亚基缅科惊呼起来:

“哎呀,糟了!米什卡掉进水里去了,这小子连个影儿都没了,这下可完了!”他停下脚步,惊慌失措地死死盯住黑黢黢的水面,可是后面不断有人撞到他的身上,推搡着他:

“傻瓜,把嘴巴张这么大干嘛!赶紧往前走!”

处在当时的情形中,战友的生死已无暇顾及。他们旅已经落在后头了,其他部队早就攻占了右岸。

谢廖沙过了四天才得知米什卡的死讯。在一场奋战过后,他所在的旅夺下了布恰车站,旋即调转攻势,直指基辅。当时,他们旅正经受着波军的凶猛进攻,波兰人妄图冲出一条通向科罗斯坚的缺口。

亚基缅科跟谢廖沙并排卧倒在地上。他中止了猛烈的射击,吃力地拉开烫得发红的枪管,然后把头埋到地上,转身对谢廖沙说:

“步枪得喘口气了,像火一样烫手!”

在枪炮的轰鸣声里,谢廖沙几乎听不见他。等到四周稍微安静了些,亚基缅科像是随口一说似的,告诉他说:

“对了,你的好伙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掉进水里的。”说完这话,他用手摸了摸枪管,从子弹袋中取出一排子弹,熟稔地把它填进了弹匣。

被派去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遭遇了波军的殊死顽抗。

在多条街道上同时打响了浴血战斗。敌军的机枪密集扫射,试图拦住骑兵的路。不过城市还是被拿下了,波军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士兵纷纷抱头乱窜。在车站上还截获了好几列火车。然而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莫过于炸毁了他们的一百万发炮弹——那可是波军全线的军火库。城里的玻璃全给震了个粉碎,房屋犹如纸板做的,在爆炸声里晃个不停。

红军进攻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是对从波军的背后给了他们一击。于是,波军兵分两路,急匆匆撤离了基辅,拼命想从钢铁般的包围圈里给自己辟出一条生路。

保尔已经记不得身为个体的感受了。这些日子以来,每天都充斥着激烈的战斗。他,保尔·柯察金,已经融入了集体之中,并且同每个战士一样,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字,只剩下“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事的变幻有如飓风般迅猛。每一天都有新的战况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带有丝毫停留,接连不断地给波军以重创,彻底捣毁了整个波军大后方。各骑兵师满怀胜利的喜悦,势如破竹,向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这个波军后方的心脏地带发起了猛攻。

战士们像是拍击过峭壁后的浪头般,退回来,休息片刻,接着就呐喊着可怕的“杀呀!”,再一次冲了上去。

事到如今,什么都帮不上波军的忙了:铁丝网不成,驻城部队的殊死抵抗也不成。六月二十七日清晨,布琼尼的战士们乘马渡过斯卢奇河,冲进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一路追击往科列茨镇逃窜的波兰白军。与此同时,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诺利附近渡过了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便直扑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前线司令员的命令,要调集所有骑兵部队,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势不可挡,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士气全无,散成几撮自寻活路去了。

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去了停着装甲列车的车站,就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意想不到的人。起初,他的马一溜烟跑到了路基上。直追到第一节车厢跟前,保尔才勒住了缰绳。车厢漆成了灰色,只见有辆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儿,隐藏在车内的大炮露出了黑森森的炮口,令人望而却步。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它跟前忙活着,想把一块护着车轮的重钢板掀起来。

“上哪儿能找到装甲列车的指挥员?”保尔问那个穿着皮子上衣、拎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那人指指火车头。保尔走到火车头跟前停了下来,又问:

“指挥员是哪位?”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从头到脚裹在皮子里的人转身对他说:

“是我!”

保尔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公文。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将信封摆在膝头,署起了名字。在火车头的中间那个轮子边上,有个人正忙活着加油。保尔只看得到他那宽阔的后背,以及从皮裤口袋里露出的手枪把。

“喏,签好了,拿去吧,”穿着皮上衣的人把信封递给了保尔。

保尔拢起马缰,正打算离开。这时,火车头边上那人挺直了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像是被风刮倒了似的,一个激灵从马背上蹦了下来。

“阿尔焦姆,哥!”

那个浑身沾满油污的机车工立即放下油罐,熊抱住了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坏蛋!原来是你啊!”他高喊道,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甲列车的指挥官惊奇地望着这一幕。红军炮手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瞧,两兄弟重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把军帽给弄丢了。他停住了马,可是前头的骑兵战士已经杀进了波军的散兵阵营里。杰米多夫从洼地里的灌木丛中飞奔出来,他一路冲向下面的河岸,高喊着:

“师长被打死了!”

保尔打了个寒战。列图诺夫,他英勇的师长,无畏的战友,死了。保尔的内心升腾起一股狂怒之火。

保尔拿钝刀头往那匹疲惫不堪、血迹斑斑的枣红马身上一抽,奔着战事最酣的地带冲了过去。

“砍死这些畜生!砍死他们!消灭波兰小贵族!他们打死了列图诺夫!”他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干掉一个穿绿制服的敌人。

为着师长的死,骑兵们心中燃起疯狂的仇恨,把一个排的敌兵消灭得一干二净。

为了追逐溃逃的敌人,骑兵们疾驰进一片开阔地带。然而就在这时,敌人的大炮冲他们开火了:霰弹的碎片裹挟着死亡,撕裂了空气,向他们袭来。

一道如同镁光的绿色火焰,突然闪烁在保尔眼前,他的耳畔响起一声惊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脑袋。大地先是令人害怕而又莫名其妙地旋转起来,随后便歪向一边,倒了下去。

保尔就像是一根细稻草,从马鞍子上甩了下来。他的身子跃过马脑袋,重重地摔在地上。

夜即刻降临了。

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于爆破铁丝网。

1889年—1934年, 国内战争时期南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首领之一。

乌克兰鲁任地区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