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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七章

第七章

小城的周边到处都是掩体,到处都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礼拜,小城在枪炮的轰隆声和机枪的射击声里,醒过来又睡过去。只有在深夜时分才变得安静。这份静谧不时被数支枪受惊般的齐射声所撕裂:那是两方的潜伏哨在彼此试探。等到天一亮,在车站上,人们就开始围着炮台团团转。乌黑的炮口恶狠狠地、令人恐惧地咳嗽了一下,人们赶忙把新的铅弹喂给它。炮兵一拉线,大地便跟着抖三抖。

红军的炮兵连驻扎在一所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所修道院建在村子中央高高的山冈上。

炮兵连政委扎莫斯京同志蹦了起来。他把脑袋抵在炮架上睡着了。他紧了紧挂着驳壳枪的皮带,留心倾听着炮弹滑翔的声音,等待着爆炸的发生。他洪亮的嗓门响彻院子:

“同志们,明天咱们再睡个饱觉。快—起—床—啦!”

炮兵们就睡在炮台周围。和政委一样,他们也迅速跳了起来。只有希多尔丘克一个还磨磨蹭蹭的,他不情愿地抬起仍未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的脑袋,说:

“这帮畜生,天才刚刚透出一丝光亮——就开始汪汪乱叫。真是一群下流玩意儿!”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

“都是些落后分子,希多尔丘克。他们也不为你考虑考虑,你还想睡觉呢。”

炮兵爬了起来,一边还不满地嘟囔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便咆哮起来,有好几枚炮弹在城区里爆炸。在制糖厂那高耸的烟囱上面,铺了几块夹板,一名彼特留拉军官和一个电话兵就挤挤挨挨地待在上面。

他们是顺着烟囱内侧的铁梯子爬上去的。

整个小城一览无余。他们从这里指挥着炮台射击。红军围攻城市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布尔什维克的部队格外活跃。透过蔡司牌望远镜,可以看到他们各支部队的动作。沿着通向波多尔斯克火车站的铁路,一辆装甲列车正缓缓移动,一边还在不停歇地进行火力扫射。在装甲车后面露出了一队步兵。红军多次发起袭击,想要攻下小城,可谢乔夫的兵旅躲在战壕里死守要道。战壕里喷射出疾风骤雨般的火舌。周围的每一寸空间都被疯狂的扫射填满了。在发起进攻的时刻里,枪炮声变得空前稠密,扩大成为歇斯底里的咆哮。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战线被弹雨所封锁,实在抵挡不住这非人的攻势,撤了回来,只在阵地上留下一具具面无表情的尸体。

今天,针对小城的打击越来越顽强,也越来越频繁。由于枪炮的轰鸣,气流也给震得不平静地窜动起来。从工厂的烟囱上面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卧倒在地,时而跌跤摔倒,但一路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他们几乎拿下了火车站。谢乔夫师团把他们所有现有的预备队士兵都派上了战场,但仍旧没办法堵住火车站上已被撕开的口子。布尔什维克战士们抱着大无畏的决心,扎进了火车站近前的几条街道。经历过一阵短暂而猛烈的打击,守卫火车站的谢乔夫狙击师第三团的彼特留拉士兵,不得不从自己的最后一块阵地上——那些近郊的花园和菜园——撤退下来,胡乱地散落成好几撮,涌进了城区。红军战士不给他们镇静和喘息的机会,乘胜发起白刃突击,挨个拔除阻击哨卡,最终占领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布鲁扎克一家和近邻们一齐躲进了地窖。眼下,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继续困在地窖里了。上面的世界吸引着他。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从阴凉的地窖里爬了出去。一部“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朝各个方向突突扫射着,正飞快地驶过他家门前。彼特留拉的残兵败卒紧随在车后头,张皇失措地四下逃窜。一个谢乔夫的兵跑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他心急如焚地从身上卸下子弹夹、头盔和步枪,然后一口气跳过栅栏,消失在菜园当中。谢廖沙决定到街上瞧瞧去。在通往西南火车站的那条路上,几个彼特留拉兵正沿街奔跑。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撤退。通向市区的公路上空空荡荡的。突然,马路上出现了一名红军战士。他俯身贴地,顺着公路路面开了一枪。在他身后还跳出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着他们:他们弓着身子,一边行进一边放枪。一个晒得黝黑的中国人,红着眼奔跑着,也不找掩护,穿着一件贴身衬衣,腰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上还都攥着手榴弹。一个异常年轻的红军战士,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飞奔在所有人的前头。这是第一支攻入城区的红军队伍。谢廖沙沉浸在快乐之中。他跳上公路,拼尽力气大喊道:

“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很是意外,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他本想一个猛子扑向谢廖沙,可却被男孩儿兴高采烈的表情给制止住了。

“彼特留拉往哪里跑啦?”中国人喘着粗气,冲他喊道。

可谢廖沙并没有听他说话。他飞快地跑进院子,一把抓起被那个谢乔夫的士兵丢弃的弹夹和步枪,这才又跑去追赶队伍。这些红军战士直到攻进了西南车站后,这才留意到他。他们截下了好几趟载有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军用列车,把敌人赶进了林子里,这才停下来休整和重编队伍。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面前,诧异地问道:

“你是打哪儿来的,同志?”

“我是本地人,从镇上来,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团团围住。

“我的知道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那句‘同字们弯岁’就四他喊的。他是个布尔斯维克——展们的人,年轻的好盆友。”他赞许地拍了拍谢廖沙的肩膀。

谢廖沙的心儿欢快地跳动着。他立即就被当成了自己人。他同他们一道,展开了攻破车站的刺刀战。

小镇热闹了起来。备受煎熬的市民们从地下室或者地窖里走出来,冲向城门,观看进城的红军部队。在红军的队伍里面,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娅看到了正和大家伙儿走在一起的谢廖沙。他走着,没有帽子,腰上缠着个子弹带,肩上扛了把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愤地举起双手,拍了一下。

谢廖沙,她的儿子,去打仗了。哦,这对他可没什么好处!暂且只想想这一点吧:当着全城人的面,扛着把枪招摇过市!这以后会怎样呢?

想到这些,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忍不住了,于是她高喊道:

“谢廖沙,这就回家去!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小无赖。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朝儿子走去,想把他拦下。

可是谢廖沙,她的谢廖沙,不止一次被她揪过耳朵的谢廖沙,这时候却严厉地望着母亲,又羞又恼,脸也憋得通红,斩钉截铁地说:

“别嚷!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停都没停,径直从母亲身边走了过去。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火冒三丈:

“嗬,你就是这样跟你娘亲说话的么!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胆子回家。”

“那我就不回了!”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作为应答。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茫然若失地在路上驻足。一队队晒得黝黑、沾满灰尘的战士们就打她跟前经过。

“别哭,老大娘!我们会选你的儿子当政委呢。”不知是谁带着嘲讽的口气高喊了一嗓子。

欢快的笑声回荡在空中。从连队的前面,传来了嘹亮而齐整的歌声:

英勇地前进吧,同志们,

咱们在战斗中炼意志

那通往自由国度的道路

要靠咱们的胸膛来开辟。

整支队伍全都跟着唱了起来,歌声威武雄壮。在这曲合唱中,听得到谢廖沙那响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家庭。在这个集体中,有一把刺刀是属于他谢廖沙的。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挂出了一块白色厚纸板。上面简短地写着:“革委会”。

纸板旁边是一幅热情洋溢的宣传画。画上,一名红军战士用手指头直指着读者的胸口。底下写着:

“你加入红军了吗?”

在一个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们将这些“不会说话的宣传员”张贴在各处。一同贴出来的,还有革委会第一号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无产阶级军队目前已占领本市。苏维埃政权业已恢复。我们号召市民保持安定秩序。两手沾满鲜血的大屠杀施行者已被击退,为使他们永不得回来,为了彻底歼灭他们,请加入红军队伍吧。请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吧。本城军权归属卫戍区司令。政权归属改革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庄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同志”这个词,即便是昨天,还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动不动就可以听到了。“同志”,这个词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也忘记了休息。

这名木工正在筹组革命政权。

在这所郊外别墅的小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字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个冷静而坚定的人。受师政治部的委托,由她和多林尼克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各个组织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同事们就已经在桌边坐定了,打字机被敲得嗒嗒作响。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委员蒂日茨基是个灵活并且容易兴奋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制糖厂的助理机械师。他凭着波兰人的那股倔强劲儿,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就向工厂那些贵族出身的管理阶层的头头脑脑们发起了猛烈抨击,这些人对布尔什维克怀恨在心。

在工厂大会上,他气愤地拿拳头敲打着宣讲台的围栅,用波兰语向围绕着他的工人们发表了一席铿锵有力、毫不妥协的讲话。

“当然,”他说,“过去已经不会重演了。咱们的父辈和咱们自个儿给波托茨基当了一辈子的长工。咱们给他盖起了宫殿,可这位尊贵的爵爷给咱们的,不过是刚刚够咱们干活饿不死的。

“多少年了,咱们就任凭波托茨基伯爵们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背上?难道在咱们这些波兰工人当中,遭到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那般待遇的,被波托茨基套着脖子当牲口使唤的人还少吗?如今,在这些工人们当中有一种传言,是伯爵的仆从们散布的,说是苏维埃政府要用铁拳对付他们所有人!

“这是无耻的诽谤,同志们。像今天这般的自由,各民族的工人们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

“所有无产阶级者都是兄弟,不过对那些老爷们呢,咱们就是得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退,请你们相信这一点。”

他的一只手当空画了条弧线,然后重又落回到宣讲台围栅上。

“那么是谁在挑拨咱们各民族的关系?是谁让兄弟反目、血流成河?从很久以前,国王和贵族们就把波兰农民派去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侵犯、杀光另一个民族的事儿一直在上演——死了多少的人,制造了多少的不幸啊!可有谁需要这个吗?难道说,是咱们要的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这些混蛋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对着整个世界,布尔什维克抛出了一句让资产阶级分子心惊胆战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工人阶级就得亲如兄弟——这才是咱们的救星,咱们的希望呢。我号召,同志们,都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咱们要把他们连根铲起,在苏维埃波兰就是自己当家做主。你们当中有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为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同志们,别受了这些藏在暗处的毒蛇般小人的蛊惑!只要咱们工人们可以坚定信念,就一定能把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团结到一起!”

从自己那颗质朴的工人内心的深处,蒂日茨基·瓦茨拉夫吐出了这些新式辞藻。

当他走下宣讲台的时候,年轻人都向他投以赞许的欢呼声。不过年长的人却不敢表态。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天布尔什维克就撤退了,到时候就得为自己说过的每句话而受惩罚、付出代价。即使不被押上绞架,也势必会被撵出工厂。

教育委员切尔诺佩斯基,是一名瘦得很匀称的中学教员。他目前暂时是当地教师里头唯一一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委会的对面驻扎了一个特种连。到了晚上,在园子的门前,就警戒地架起一台“马克西姆”重机枪,机枪的受弹机上趴着子弹带。旁边还有两个端着步枪的士兵。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往革委会走去。一名格外年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道:

“同志,您多大了?”

“快十七了。”

“您是本地人吗?”

红军战士笑了:

“是,我前天参加战斗的时候才参的军。”

“您的父亲是谁呀?”

“是个机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名军人一同走进了院墙门。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

“看,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袖人选,他是本地的。”

多林尼克飞快地扫了一眼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

“布鲁扎克家……”

“啊,原来是扎哈尔的儿子!好嘛,那就把伙伴们拧成一股,去大显身手吧!”

谢廖沙吃惊地望着他们:

“那连队这边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迈到了台阶上,他丢下一句话:

“这个我们会安排妥当的。”

临近第二天傍晚的时候,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就是这么意外而迅速地闯入了。它占据了他整个身心,把他卷进自己的旋涡之中。谢廖沙忘了自己的家,尽管它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布鲁扎克,如今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他反反复复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印着乌克兰共产党的白纸,上面的表格里写着,他,谢廖沙,是一名共青团员,还是委员会的书记。若是还有人想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那条束在套头制服上的皮带上,还有一支装在手工帆布枪套里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来自亲爱的保尔的礼物。这是最有分量的物证了。唉,保尔不在可真可惜!

谢廖沙整日奔波于执行革委会委托给他的事务。这会儿伊格纳季耶娃正等候着他。他们要一起到车站的师政治部去领取给革委会的书报。他急匆匆往外跑。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已备好车,在革委会的大门口等候着他们。

到火车站的路途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就设在火车站内的多节车厢里。利用路上的时间,伊格纳季耶娃向谢廖沙提出了各种问题:

“你自己这块儿的工作都开展了哪些?组织成立起来了吗?你该对自己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朋友们进行宣传,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咱们明天就起草打印一份共青团宣言。然后把青年们召集到剧院里,召开一次大会;我还要介绍你认识一下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她该是在做关于你们青年的工作。”

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她一头黑发铰得短短的,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制服,腰间系一条细皮带。谢廖沙打她这里了解了非常多的新鲜事物,并且得到了她帮忙开展工作的许诺。临别的时候,她交给他一大捆书籍,另外还特意赠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瓦莉娅一直在园子里等他。一见到谢廖沙,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埋怨:

“你真不害臊!怎么,你是彻底跟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母亲成天为你抹眼泪,父亲也老是发脾气。这么下去非得出事儿。”

“不会儿有事儿的,瓦莉娅。我是忙得没工夫回家。老实说,真的是没工夫。今天我也回不去了。我正要同你谈谈。咱们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娅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他像是被谁充了电似的。谢廖沙安排姐姐坐到椅子上,就立刻毫不拖泥带水地讲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这个团的主席。你不信?给你这个,念念吧。”

瓦莉娅看完后,腼腆地望着弟弟说:

“那我在共青团里能做什么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

“怎么?还愁没事做?好姐姐!我可是已经好几宿没睡觉了。必须得把宣传鼓动的声势造大。伊格纳季耶娃说了:咱们要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剧院里,向他们宣讲苏维埃政权,至于我,照她说的,还要发表演说呢!我想着,不成啊,因为我,明白么,不知道要怎么去讲苏维埃政权。可以说,我准得搞砸。好了,该你说说了:关于共青团的事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那样,母亲可真要气疯了。”

“你别管母亲那边,瓦莉娅,”谢廖沙反驳道,“她是弄不明白这些事的。她只盼着孩子们能守在她身边。对于苏维埃政权她没什么好反对的。正相反,她还该支持呢。不过呢,对她来说,上前线打仗的最好是别人,而不是自家儿子。可这难道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跟咱们说的吗?瞧瞧保尔,他可没有理会母亲的想法。如今咱们终于也有了在世上好好过活的权利。

“怎么样,好瓦莉娅,难道你要拒绝吗?这本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你从姑娘那边着手开始工作,我呢,就从男孩子们这边着手。我今天就把克利姆卡这个红毛鬼吸收进来。说一千道一万,瓦莉娅,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我这里还有这方面的小册子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递给了她。瓦莉娅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弟弟,她轻声问道:

“要是彼特留拉那帮家伙又回来了,那可怎么办?”

谢廖沙还是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嘛,自然是要跟着大家伙儿一起离开。可是你怎么办呢?要是你也走了,母亲可就真的是太不幸了。”他不吱声了。

“你把我的名字记上吧,谢廖沙,不过呢,不能让母亲和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事儿就我跟你知道。我会尽力帮忙的,这算是比较好的法子了。”

“的确,瓦莉娅。”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进了房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娅。我正同她谈有关思想意识的事情。她是个完全匹配的人选,可是呢,请您理解,我们有一位严厉的母亲。咱们能不能就这么吸纳她,而不叫任何人知道呢?要是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撤离,那么我自然是抓起枪就走,可她是舍不得丢下母亲的。”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边上,认真地听他讲话。

“好的,这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了张贴在城里的关于本次大会的公告后来这儿的。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大厅里面与会人数最多的有:女中学生,男中学生,还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

他们所有人与其说是被大会吸引来的,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大幕终于拉起来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高台上。

他个头矮小,身材瘦削,鼻子尖尖,一出现便吸引住了全场人的注意力。大家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年轻人要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演讲起来就像一名真正的演说家,在他的讲话中充斥着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之类的字眼,听众们对这些自然是听得云里雾里。演讲结束的时候,他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自己便先行离开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他想不出演讲词。“该怎么说?说什么?”他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该说的话来,苦恼极了。

是伊格纳季耶娃拯救了他。她从演讲桌后面低声对他说:

“说说组织支部的事儿。”

谢廖沙立即转到了实践方法层面上来:

“同志们,你们大家全都已经听说了,如今咱们需要建立一个团支部。你们当中有谁支持这件事情?”

大厅里寂静无声。

乌斯季诺维奇来救场了。她开始向听众们详细介绍莫斯科的青年组织。谢廖沙呢,就窘迫地站在一旁。

大家对组织支部的这般冷漠态度令他愤愤不平,他不友好地注视着全场。听众们漫不经心地听着乌斯季诺维奇讲话。扎利瓦诺夫正跟莉萨·苏哈里科窃窃私语,一边还把鄙视的目光投向乌斯季诺维奇。在前排就座的是几名高年级女中学生,她们往鼻梁上搽过粉,此时正彼此交头接耳,一对对狡猾的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在靠近舞台入口处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在他们当中看到了自己认识的那名少年机枪手。他坐在一个舞台前灯的边缘,由于激动而坐立不安,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打扮时髦的莉萨·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茅夫斯卡娅。她们正百无忌惮地同自己的追求者们说笑。

乌斯季诺维奇感觉到没有人在听她说,于是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把位置让给了伊格纳季耶娃。伊格纳季耶娃一番泰然自若的演讲让听众们安静了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想想在这儿听到的所有话语,我相信,在你们这些同志当中,一定找得出能成为革命积极参与者的人,而非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着,你们随时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希望,你们自己也能谈一谈。有请自愿者吧。”

大厅重又陷入一片寂静。可就在这时,从后排传出一个声音:

“我有话想说!”

只见模样像头小熊、两眼微斜的米沙·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朝讲台走来。

“要是这么回事,既然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么我必不推辞。谢廖沙了解我。我报名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

“这下看到了吧,同志们!”他猛地冲到舞台中央,“我说过,这个米什卡绝对是自己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扳道工,后来被火车轧死了,米什卡也因此没有不再念书。尽管他没念完中学,可是对咱们的事业领悟得很快。”

大厅里响起一阵喧嚣声和起哄声。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铺老板家的儿子,精心地将一绺头发梳得高高蓬起。他扯了扯学生制服上衣,开口说道:

“我很抱歉,同志们。我没明白,你们想要我们干什么。是让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要到什么时候念书呢?我们还得中学毕业呢。若建立的是个体育社团或俱乐部的话呢,还能在里头聚聚会、读读书什么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要是搞政治的话,到头来你准得被绞死不可。真抱歉。我想,谁都不甘愿落得这个下场。”

大厅里响起了哄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回到座位上。接替他发言的,是那名年轻的机枪手。他把帽檐狠狠地拉至额头,将愤怒的眼神射向底下一排排的人们,竭力喝道:

“笑什么,你们这些坏蛋!”

他的眼睛就像两团灼热的煤球,整个身子在盛怒之下发出颤抖。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我名叫伊凡·扎尔基。我既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一度在街头流浪;我像个叫花子似的在围墙根里乞讨,忍饥挨饿,无依无靠,过着像狗一样的日子,不像你们这样,是妈妈怀里的小乖乖。终于来了苏维埃政权,是红军收留了我。我被全排的人收养了,给我衣穿,给我鞋穿,教我识字,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通过他们,我也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我就是死也不会变心的。我很清楚在为什么而斗争:为的是我们,是穷人,为的是工人阶级政权。瞧瞧你们呢,像公马一样在这儿叫唤,可你们不知道,有两百名同志已经躺在城外,永远地牺牲了……”他字句铿锵,声音就像是绷紧了的细线,“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在全国的各条前线上,不断有人在死去,可与此同时呢,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而你们却还想指望着他们,同志们,”他突然转过身,面朝主席团的桌子说道,“对于这些家伙,”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大厅说,“难道他们能明白吗?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在这里只能找出一个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就是没有你们我们也照样干,”他愤怒地冲着会场咆哮,“我们不会乞求,这没有他妈的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这种人只配叫机枪给打穿!”他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喊出了最后的话,他就跳下舞台,谁都不瞧一眼,径直朝出口走去。

主席团的成员们谁也没有留下观看演出。在走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

“瞧瞧吧,真是瞎胡闹!那个扎尔基是对的。咱们不过是在这些中学生身上白耽误工夫,只会自己讨气生。”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了他的话,“出身无产阶级的年轻人在这儿几乎没有。大多数人的出身要么是小资产阶级,要么就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家庭。应该在工人阶级当中开展工作,多倚重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大会还是会有好处的。在学生们里面还是有好同志的。”

乌斯季诺维奇也赞同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

“谢廖沙,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不断地把咱们的思想、咱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意识里去。党会调动起全体劳动人民对每一件新事情的注意力。咱们还要举行一系列群众集会、工作会议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要在车站开一个夏季剧场。这两天就会开来一趟宣传列车,到时候咱们的工作就能全面铺开了。你们记得吗,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当天夜里很晚的时候,谢廖沙送乌斯季诺维奇去车站。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乌斯季诺维奇不易察觉地莞尔一笑。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便回了趟家。

面对母亲的指责,谢廖沙没有顶嘴,一声不吭地全盘接受了。可是等到父亲讲话的时候,谢廖沙却转为主动发动攻势,立刻就把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逼近了死胡同:

“爹,你听我说,想当初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搞过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一名哨兵,你可曾想到过家里吗?想到过的。可你还是去做了,因为你的工人的良心驱使你这么做。至于我,也想过家里面。我明白,要是有一天我们要撤离,那么你们一准会因为我而遭受迫害。也正是这个原因,若是我们胜利了,那么咱们就能成为人上人。我是断不能待在家里的。爹,你自个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那干吗还要捣乱呢?我干的是桩好事情,你本该支持我、帮助我才是,结果你却吵吵闹闹的。爹,咱们讲和吧,那样的话妈妈也就不会冲我嚷嚷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一边温和地笑着,一边用自己纯澈的蓝眼睛看着父亲。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凳子上,不安地左摇右晃,随后,透过刚硬的浓胡髭和许久未刮的缺乏美感的硬胡子,他露出了微笑,也亮出了他的满口黄牙。

“淘气鬼,你这是拿觉悟来压我呢?你以为要是别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皮带抽你啦?”

不过,他的语气里并不含有威胁。他难为情地迟疑了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那只骨节突出的手向儿子伸了过去:

“谢廖沙,好好干吧,你既然已经在走上坡路了,我绝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你别撇下我们不管,家还是要回的。”

夜晚,一道光束经由半掩的门照在台阶上,在一间陈设有多张柔软的包钉长绒毛沙发的大屋子里,有五个人围坐在宽大的律师桌后面,革委会正在这里开会。参会的有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头戴平顶羊皮帽、长得很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以及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大个头儿的铁路工人舒季克和塌鼻梁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在桌面上俯下身子,用充满执拗的眼神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嗓音逐字逐句地说道:

“前线需要供给。工人们得吃饭。咱们前脚刚到,那些小商贩和投机商后脚就哄抬起了物价。并且不收苏维埃纸币。要想做买卖,要么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旧票子,要么就用克伦斯基卢布。今天就得制定出物价。咱们都清楚,没有一个投机商会按照定价出售。他们准会把货囤起来。等到那时,咱们就进行搜查,征用掉投机商们所有的货品。办这事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咱们绝对不能再让工人们饿肚皮了。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咱们别做得太过火。对此,我要说,这是她还带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卓娅,我是有一说一。此外,事情并不出在小商小贩身上。我今天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在酒馆老板鲍里斯·佐恩的家中,有一个秘密地窖。早在彼特留拉团伙到来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商店老板把数目庞大的货物囤到了这个地窖里。”他面带毒辣的嘲笑,意味深长地望向季莫申科。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很是懊恼,多林尼克总能在他之前得到一切消息,可这件事本该是他季莫申科在那会儿第一个知道。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什么都看得见。我不光知道地窖的事儿,”他接着说道,“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一块儿喝了半瓶子的私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弹起来。他那张蜡黄的脸变得通红。

“真有你的!”他勉强挤出了一副钦佩的表情。可再一看紧蹙眉头的伊格纳季耶娃,他便不再吱声了。“这个鬼木匠!他还有自己的肃反委呢。”看着这位革委会主席,季莫申科心想。

“我是从谢廖沙·布鲁扎克那儿知道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个好伙伴,以前就在车站食堂里做工什么的。他从厨子们那儿听说,佐恩以前就能无限量地向他们供应所有的必需品。昨天谢廖沙又得到确切消息说,是有个地窖,不过得把它找出来。季莫申科,你这就带上人手和谢廖沙同去吧。今天要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要是成功了,咱们就能补给工人们和师里的食品特委会了。”

半个钟头过后,八名武装士兵进入了酒馆老板的家中,两名士兵在外面把住了房门。

房子的主人又矮又胖,活像个能装下十维德罗酒的大木桶。他满脸长着红褐色的胡须,一条木头腿敲打着地面。他逢迎地走到来人面前,嘶哑着喉咙,用低沉的嗓音问:

“同志们,有何贵干呀?都这么晚了,为何在这个点儿来?”

佐恩的身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长衫,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光束照得眯起了眼睛。隔壁屋子里,身材壮硕的老板娘一面穿衣裳,一面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用区区两个字作了解释:

“搜查。”

地板的每一平米都经过了检查。堆满了劈好的木柴的大板棚,几间储藏室和厨房,以及一个宽敞的地窖——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严密的检查。然而却连秘密地窖的蛛丝马迹都没发现。

在靠着厨房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酒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仆睡得正香。她睡着是那样熟,连有人进屋都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在这儿做工?”他冲睡眼惺忪的姑娘问道。

她拉起被子盖住双肩,又拿一只手去捂住光亮。她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惊异地回答说:

“是啊。那么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谢廖沙解释完就出去了,好让她穿好衣服。

在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对主人进行盘问。酒馆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您想要什么?我没有第二个地窖了。您不过是白耽误工夫罢了。我敢向您打保票,不过是白耽误工夫。我以前是有个酒馆,可我现在是穷人了。那帮彼特留拉土匪打劫了我,差点还把我给杀了。我对苏维埃政权感到十分满意,可是我有什么您都已经瞧见了。”他摊开了自己又短又肥的手臂。然而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却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转悠到谢廖沙脸上,又从谢廖沙脸上转到角落里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来,您是打算继续瞒下去了?我最后一次奉劝您,赶紧交代出地窖在哪儿。”

“哎哟哟,军人同志,瞧您说的,”酒馆老板娘插嘴道,“我们自己也还饿着肚子呢!我们家已经被抢光了。”她还想试着挤几滴眼泪,不过却没有成功。

“饿着肚子,却还雇着仆人。”谢廖沙添了一句。

“哎哟哟,哪儿来的什么仆人!不过是个可怜的姑娘家,在我们家里住着。她没地方可去哇。不信的话,就叫赫里斯季娜自己跟你们说好了。”

“算了,”失去耐心的季莫申科大喊道,“咱们接着搜!”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可在酒馆老板家里头,搜查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历经十三个小时的找寻却一无所获,季莫申科大为光火,已经做出了停止搜查的决定,可就在这时,正要从女仆的小屋子里往外走的谢廖沙,突然听到姑娘轻声说道:

“想必,在厨房,壁炉里。”

十分钟后过后,被拆开的俄式壁炉里露出了地窖的铁顶盖。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拉着一桶桶、一袋袋的东西,驶离了被看热闹的人群团团包围的酒馆老板家。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走出了车站。她听阿尔焦姆讲述了发生在保尔身上的事情,失声恸哭起来。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玛丽亚·雅科夫列夫的生活没了着落,只好为红军战士洗洗衣服,他们以此替她谋到一份军粮。

有一天傍晚时分,阿尔焦姆迈着比往日里更匆忙的步子,蹬蹬走过窗前。他一推开门,就站在门槛上嚷了起来:

“保尔有信儿了。”

保尔在信上写道: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尽管并不是完全健康。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不过我正在恢复当中。医生说,并没有伤到骨头。别为我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说不定,出院后我还能休假呢,那么我就能回来了。母亲那儿我没去成,不过如今,我反倒成了‘科托夫斯基同志’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了,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了。这样的人我还从没见过哩,我十分敬仰这位旅长。咱们的老妈妈回来了吗?要是她在家,就向她致以来自小儿子的热情问候。我要为你们的担心而请求原谅。你的弟弟。

阿尔焦姆,到林务长家去一趟,告知信的事儿。”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流了好多泪。这个粗心的儿子就连住的那家医院地址都没写。

谢廖沙常常到车站上那节标着“师政治部宣传科”的绿色旅客车厢里去探望大家。乌斯季诺维奇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这里的小包厢里面办公。梅德韦杰娃的齿间向来总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书记同乌斯季诺维奇,就在不知不觉间相互靠近了。从车站运走的除了一捆捆书报,还有来自每一次短暂相会后的朦胧的快乐感受。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里,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都被色彩鲜亮的宣传画包裹住了。宣传列车上热火朝天,人们通宵达旦地工作:车上有个印刷间,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这里就是阵地。一天傍晚,谢廖沙偶然来到了剧场。在一群红军战士中间,他发现了乌斯季诺维奇。

深夜里,他送她回车站,师政治部的人都住在车站上。谢廖沙出人意料地问了一个问题,这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想着能看见你?”他接着补充道,“跟你在一起可真好!每次见面以后,我都感到精神头更足了,愿意不停歇地工作下去。”

乌斯季诺维奇止住了脚步:

“听我说,布鲁扎克同志,咱们来个约定吧,以后你不要再作这些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的脸涨得通红,他就像一个挨了训斥的小学生似的。

“我说这话是把你当成朋友,”他答道,“可你却这么对待我……我说的这些是反革命的话吗?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从今往后,我是断然再不会说了!”

说完,他匆匆握了下她的手,几乎是奔跑着回城里去了。

谢廖沙接连好几天没在车站上露面。每当伊格纳季耶娃喊他过去,他就推说工作太忙。事实上,他也的确非常忙碌。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途经聚居着制糖厂波兰高级职员的街道时,不知是谁冲他放了一枪。此事过后,多次搜查由此展开,最后发现了由毕苏斯基分子构成的“狙击手”这一组织的武器和文件。

乌斯季诺维奇到革委会开会来了。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平心静气地问他:

“怎么,你那小市民的自尊被伤着啦?你是要把私人谈话扯进工作里吗?同志,这种做法可是到哪儿都行不通。”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开始往绿车厢跑了。

小城里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谢廖沙也参加了。会上展开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在第三天,他就和全会的所有人马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林子里去追剿由扎彼特留拉的中校鲁德内率领的残匪,一口气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儿碰上了乌斯季诺维奇。他把她送到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

乌斯季诺维奇生气地把手抽了回来。于是,谢廖沙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对丽达避而不见,甚至在工作需要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坚持要求他解释一下自己这种行为,对此他硬邦邦地回敬道:

“我同你有什么可说的?一说又得给人胡乱扣帽子:什么小市民思想啦,要么就是背叛工人阶级。”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用列车抵达了车站。革委会里来了三位皮肤黝黑的指挥官。当中那个束着压花腰带的瘦高个儿,径直冲着多林尼克走过来:

“废话少说。上一百车的干草。马快饿死了。”

谢廖沙被派去和两名红军战士一道弄粮草。在一个村子里,突然遇到一伙富农。两名红军战士被缴了械,几乎给打了个半死。谢廖沙比他俩伤得轻些,见他年纪轻,那些人便放了他一马。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城里。

一支部队被派进了这个村子。第二天,干草有了。

谢廖沙不想惊动家里,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屋子里养伤。乌斯季诺维奇来了。在这个傍晚,他第一次感受到,她握着他的手,是那样的温柔而用力,这样的握手他是万万不敢想的。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谢廖沙跑进车厢,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讲了这个好朋友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丢下一句话:

“我要到林子里去,到湖里洗个澡。”

乌斯季诺维奇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住了他:

“等一等。咱们一块去。”

在光滑如镜的湖水边,两人停下了脚步。温暖而清澈的湖水沁着清凉,在召唤着他们。

“你到路的头上去等着,我要洗个澡。”乌斯季诺维奇命令道。

谢廖沙坐到小桥边的一块石头上,脸冲着太阳。

在他的身后溅起了水花。

透过树林,他看到冬妮娅·图曼诺夫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路走着。丘扎宁长得仪表堂堂,他身穿弗伦奇紧身军上衣,身上系着由多根皮带组成的武装带,把脚下的铬革靴踩得咯噔直响。他挽着冬妮娅的手臂,两人边走边聊。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娅。上次把保尔的信带来的就是她。她也专注地望着谢廖沙,看来也认出了他。当他们走到与谢廖沙并排的位置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信件,同时拦下了冬妮娅:

“同志,请等一等。我这里有封信,其中有一部分也涉及您。”

他把那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片递给了她。冬妮娅腾出一只手,读起了信。纸片在她手中微微颤动。冬妮娅把信还给谢廖沙,问道:

“您还有其他关于他的消息吗?”

“没有。”谢廖沙答道。

在他们的后面,乌斯季诺维奇脚踩到一块鹅卵石,发出了声响。丘扎宁一见到丽达,就低声对冬妮娅说:

“咱们走。”

乌斯季诺维奇用带着讥笑和轻蔑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他们在列车上找了你一整天了。”

丘扎宁不友好地白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也过得去。”

乌斯季诺维奇注视着冬妮娅和军人的背影,说:

“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清理出去!”

树林在沙沙作响,一株株橡树在频频晃动着自己刚劲的树冠。清凉的湖水引人向往。

他洗了个澡,在离林间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乌斯季诺维奇,她正在一株倒下的橡树上坐着。

两人一边聊着天,一边朝树林深处走去。走到一方不大的林中空地上,这里的青草长得很是茂盛,他们决定就地休息一下。树林里安静极了,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乌斯季诺维奇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脑袋枕着蜷曲的手臂。她那匀称的双腿,以及打了好多补丁的旧皮鞋,都隐没在高高的草里了。谢廖沙无意间瞥了一眼她的双腿,看到了她那精心修补过的皮鞋,又看了看自己的靴子,一根脚趾正从上面的大洞里探出头来。他不由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沙指了指那只靴子:

“穿着这样的靴子,咱们该怎么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个坏共产党员,”她终于张口说道,“咱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就他,只关心怎么打扮自己。他这人是偶然混进咱们党内的……如今前线上相当紧张。咱们的国家非得经受住持久的激烈战事。”说到这儿,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谢廖沙,咱们的行动不得不动用笔杆子,还有步枪。你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了么,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到前线去?我这么觉得,谢廖沙,咱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嗓音里,他惊异地捕捉到了某种不同于寻常的语调。她那漆黑的、水汪汪的双眸凝视着他。

他几乎按捺不住想要告诉她,她的双眼宛如一面镜子,透过它们可以看到一切,可他还是及时忍住了。

丽达用一条胳膊肘支起身子:

“你的手枪哪儿去啦?”

谢廖沙伤心地摸了摸光秃秃的皮带:

“在村子里叫那伙富农给夺了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里,然后掏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瞧见那棵橡树了吗,谢廖沙?”她拿枪口指着距离他们二十五步开外的一棵坑坑洼洼的橡树树干,随后,她把手臂抬到跟视线齐平的高度,几乎是瞄也不瞄地就放了一枪。被击碎的树皮落了一地。

“瞧见啦?”她十分得意地说,接了又放了一枪。树皮再一次纷纷掉落在草地上。

“喏,”丽达把手枪递给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让咱们见识一下你的枪法。”

谢廖沙共放了三枪,有一枪打偏了。丽达笑着说:

“我本以为你的枪法要比这还不如呢。”

她把枪放在地上,重又躺倒在草地上。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透过一层制服上衣显露了出来。

“谢廖沙,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他朝她移了移身子。

“看见天空了吗?它是蔚蓝色的。要知道,你的眼睛也是蔚蓝色的。这可不妙。你的眼睛该是灰色的,和钢铁一样的颜色。蔚蓝色——这未免也太温柔了。”

随后,她蓦地抱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不由分说便吻住了他的双唇。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就在不经意间悄悄降下,为树林罩起一层黑纱。师参谋部的电报员在莫尔斯电报机上方俯下身子,托起纸条,又窄又长的纸条从手指下面徐徐滑出。

电报员立即把那些用点和划编织而成的字句誊抄到电文纸上。

“致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席。命收本电报十小时内撤离所有市内机关。城内保留一个营,归本站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构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情况汇报师长。署名。”

十分钟过后,一辆摩托车闪着电石灯,沿小城寂静的街道疾驶而过。它喷着粗气,停在了革委会的大门前。骑摩托的士兵把电报转交给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随后,人们开始跑来跑去。特种连列好了队。一个钟头过后,几辆载着革委会物资的卡车开过市区。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物品被装进了车厢。

谢廖沙听过电报的事儿就随着那个开摩托的士兵跑了出来。

“同志,我能跟您一块儿到车站去吗?”他问摩托手。

“坐后面吧,不过你得抓牢。”

宣传科所在的绿车厢已经挂在列车上了。在距离车厢十来步之遥的地方,谢廖沙搂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去一件珍贵的无价之宝,他喃喃地说:

“再会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一定会再见到你,但愿你别忘了我。”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大哭起来。他该走了。他丧失了说话的力气,只是把她的两只手攥得生疼。

当清晨来临,城市和火车站都已是空空荡荡,仿佛遭到了遗弃。最后一趟列车的机车拉响了汽笛,像是在道别。留守城市的那个营,在车站以外的铁道两侧布置了警戒线。

谢廖沙身穿红军的军大衣,背着帆布子弹袋,跟十名红军战士一道守在制糖厂的十字路口上。他们等待着波兰人的出现。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敲着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家门。这一位还没穿好衣服,便把脑袋从敞开的门里探了出来:

“出什么事啦?”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指了指正荷枪前进的红军战士们,朝老伙计使了个眼神:

“正撤离呢。”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心忡忡地看着他,说:

“您可知道,波兰人的旗子都长什么样儿?”

“好像有个单头鹰。”

“可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狠狠地挠了挠后脑勺。

“他们倒是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才说,“说走就走了。可你却得在这儿搜肠刮肚,好去迎合新政府。”

一挺机枪隆隆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宁静。车站附近的一个火车头出人意料地拉响了汽笛,突然从那儿传出了沉重的炮击声。一枚重型炮弹呼啸着划过高空,落在了制糖厂后面的街道上,将道旁的灌木丛笼罩进一片蓝灰色的烟雾里。街上,一排排紧蹙眉头的红军不停四下环顾着,正悄无声息地撤退。

一颗带有丝丝凉意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面颊滚落下来。他连忙拭去泪痕,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幸好谁都没看见。

走在谢廖沙身边的是来自锯木厂的瘦高个儿安捷克·克罗伯托夫斯基,他的手指一直搭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他的眼神与谢廖沙的目光交汇时,安捷克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咱们的家人可要遭殃了,尤其是我的家人。那些人准会这样说:‘一个波兰人,竟跑到反波兰军团的阵营里去。’他们准会把老爷子从锯木厂里赶出来,拿鞭子抽打他。我跟老爷子说过,让他跟咱们一块儿走,可我爹舍不得把家丢下。唉,这帮该死的家伙,真希望快点遇上他们,好好干一仗!”说着,安捷克激动地正了正滑落到他眼睛上的红军帽。

“……再会了,故乡小城,你难看又肮脏,没有美观的小房屋,有的只是弯弯绕绕的街道!再会了,亲人们,再会了,瓦莉娅,再会了,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那外来的、残暴的、不知怜悯的白色波兰军团正步步逼近。”

机务段的工人们穿着满是油污的衬衫,都用悲伤的眼神目送红军。

“我们还会回来的,同志们!”谢廖沙动情地喊了起来。

此处为译者表明中国人俄语不好而做的翻译。——编者注

1922年—1924年货币改革前的钱币。

1894年—191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印发的纸币。